河北省邯鄲市農業銀行支行金庫被盜案，主犯任曉峰、馬向景日前一審被法院判處死刑。這一案件，犯罪情節惡劣，社會影響巨大，死刑似乎是二人最合適的歸宿。不過，和那些貪了錢就給情婦買房就花天酒地揮霍甚至到海外豪賭，到案發一分錢也追不回來的主兒相比，他們二人把錢都買了彩票——銀行的錢是國家的，彩票中心的錢也是國家的，至少從結果來看，犯罪造成的“國家損失”并不大。所以，在終審判決以前，貪污罪罪名的認定是否準確，是否有必要對二人處以極刑的爭論，恐怕還將繼續。

　　也有人開始關注邯鄲農行該如何依法向彩票中心追回四千多萬元買彩票贓款的問題。二人買彩票，動輒幾百上千萬元，最多一次達到1410多萬元。對如此瘋狂的購買彩票行為，彩票中心如果沒有任何警示或勸阻，占有這幾千萬就很難被認定“善意取得”，也就很可能要把這幾千萬“吐出來”。

　　今天，我們來關注另外一個話題：如果任曉峰、馬向景貪污的不是農行的錢，而是建行、工行的錢，結果會如何？

　　我的結論是：至少可以活下去。

　　農行的錢還是工行、建行的錢，有什么不同嗎？當然有。曾經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除了農行改制正在緊鑼密鼓進行，工商行、建行、中國銀行都已相繼改制為股份公司，新名字分別是：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雖然改制之后這幾家銀行都是國家控股，但其資產不再像尚未改制的農業銀行一樣，是“純粹”的國有財產，而是“公司的資產”。貪污公司資產和貪污國有資產，觸犯的罪名不同，承擔的法律后果也不同。

　　貪污農業銀行的錢，是貪污罪。關于貪污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這樣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是貪污罪。”可見，作為貪污罪犯罪對象的財物，必須具有“公共性”。而上市銀行的錢，除了國家控股部分，相當一部分來自股民，因為這樣的原因，貪污工行、建行的錢，就很難認定為貪污“公共財物”，而只能認定為侵占公司資產。刑法是通過規定職務侵占罪對這種行為進行規范的，這一罪名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行為”。

　　手頭有一個案例，來自2006年4月15日深圳《晶報》。2000年6月30日，廖營昌與某銀行深圳市沙頭角支行簽訂了勞動合同，任該行營業部營業員。2004年底該銀行改制為股份制，并于次年更名為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2005年4月，廖營昌與其情婦曾佑亦合謀，由廖營昌利用其工作上的便利，竊取銀行的錢款140萬元，之后攜款私奔。

　　對于二人犯罪行為，法院判決結果是：廖營昌犯職務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曾佑亦犯職務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本案中，廖營昌侵占了140萬的資產，獲刑七年，也算罰當其罪。可是，如果廖營昌侵占的不是140萬元，而是140億，他仍然死不了，最高也只能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因為職務侵占罪法定刑是：“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對改制銀行員工來說，“貪多少都不會判死刑”，會是怎樣的一種心理暗示？

　　回到邯鄲金庫被盜案，如果農行早幾天改制成股份公司，任曉峰、馬向景的行為也就不是構成貪污罪，而是職務侵占罪。罪名的改變，至少可保一命——不知二人心里會不會抱怨操持農行改制的人工作效率太低。

　　貪污農行的國有資產和貪污工行的公司財產，社會危害性有多大區別？至少在我看來，區別不甚明顯。如果說計劃經濟時代，國有資產“一股獨大”，對其特殊保護尚可讓人理解，那么，在市場經濟時代，多重所有制形式共存的現實下，這種特殊保護的合理性值得探討。

　　當“特殊保護”反映在刑事立法中，并由此導致社會危害性大致相同的罪犯，僅僅因為侵犯財產屬性不同而面臨生死兩重天的命運時，我們尤其需要警惕。(作者: 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