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載——罰款——行賄——超載……如此惡性循環，形成“怪圈”

　　有人收取車主費用向沿途交警、路政等執法人員行賄

　　檢察官深挖職務犯罪，細說“怪圈”的三個成因

　　8月15日凌晨，一輛超載貨車將208國道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區段正常使用的橋梁東柳林橋壓塌。當地交通部門調查發現，這輛超載率達233%的大車已經沿路順利通過多個“治超”點，行駛里程達200余公里。隨著東柳林橋的轟然倒塌，山西治理超載的困境以及其中存在的腐敗瀆職問題，如薄薄的一張窗戶紙，被這輛超載貨車“撞”破。

　　公路上跑的是“火車”

　　8月15日凌晨2時40分許，太原市小店區東柳林橋旁的居民聽到一聲巨響，強烈的震動讓他們誤以為是發生了地震，慌亂中跑出來卻發現，朝夕相伴的柳林橋塌了！橋面斷成了三截，一輛牌號為黑B41347的歐曼神舟貨車，躺在溝底的斷橋上，司機已不知去向。

　　交通部門調查人員在貨車駕駛室內發現的一張過磅單上顯示，該車的車貨總重達183.2噸，平均每排軸的實際載重量超過30噸，超載率為233%，實際載貨量接近三個火車皮的運量。按照山西治理超載的規定，六軸貨車的車貨總重不得超過55噸，否則沿途路政、交警部門必須對其實施卸載并予以處罰，絕不允許只罰款、不卸載。但這輛超載貨車從山西繁峙駛到太原小店區東柳林橋，已行駛至少230公里，途經代縣、原平、陽曲等多個檢查點，卻一路暢通無阻。

　　“山西的公路每公里都在淌血，因為路上行駛著的不是汽車，而是‘火車’。”黑B41347的事故，詮釋了流傳于民間的這一說法。

　　山西省交通廳在“治超”行動啟動時，曾經公布過這樣一組數字：山西省貨運車輛中有60%以上是運煤車輛，運煤車輛中有90%是超限車輛，超限車輛中有60%超限幅度在100%以上。這些車輛超限超載每年給全省公路造成的損失達10億元到15億元。幾年過去了，“治超”效果仍不容樂觀，僅此次事故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在二三百萬元以上。

　　超載車隊“應運而生”

　　山西的超載車輛為何泛濫成災？各方分析很多，但實際上，車主超載的最主要因素，還是來自于利益驅動。

　　有司機給記者算過一筆賬：目前山西省內運價最高大約在100元左右／噸，最低運價為52元／噸。以每趟運程500公里計算，高速公路過路費需1000多元，油錢1000多元，雇傭兩名司機的工資，再加上路上可能遭遇的各種罰款，一趟只有拉到百把噸才能賺到錢。

　　沒有底數的罰款有時甚至是車主們最大的成本。上路執法的部門源源不斷，沿途除交警、路政外，還有很多司機們都不知道的單位。“有的50元就夠了，有的不好說話，得200元，還有的要300元。”一位司機說，“這都算是正常的，還有一下開出1500元的。你交還是不交？交了這趟肯定賠錢！不交又肯定不行。”司機們介紹說，“罰款多的線路，運費就高；罰款少的，運費就低。”

　　面對這樣的情況，車主和司機們也想出了他們的對策：聯合幾輛車組成一個車隊。“車多了，就可以還價，每輛車30元也可過關了。”

　　“治超”越來越緊，呂梁人劉某看到了其中的“無限商機”。據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檢察院調查，劉某迅速聯合一批車主組成了“鴻達”車隊。劉某收取費用，讓車主們加入車隊，自己則打通沿途關節。超載車輛只要噴上“鴻達”字樣，沿途都會免予受罰。向劉某交費的車主們說，交警、路政等行政執法部門的各種罰款，比劉某收的費用高得多。因此，劉某的“鴻達”車隊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發展壯大，并將呂梁市的運煤主干道興縣、嵐縣等地沿線全部“跑通”。

　　據記者了解，除了“鴻達”，當地還有許多大規模車隊，有的以“永帆”、“眾力”等文字命名，有的則以標志暗示。加入永帆車隊的司機吳某，每個月要給車隊交數千元“保護費”，但吳某認為這很值，“不加入這些車隊，我們幾乎不敢上路。罰款吃不消，交一點保護費，我們多拉一點，還是有賺的。”

　　舉報：有人專門行賄交警

　　毋庸置疑，超載運貨，車主、中間人以及有關執法人員，都能獲得可觀的收益，但國家的利益和“治超”行動的效果卻因此受到損害。

　　呂梁人劉某“鴻達”車隊的大揭底，緣于今年6月底的一份群眾舉報。舉報稱，社會上有人專門把零散的車主組織成大規模車隊，向車主收取幾千元數量不等的費用，作為賄賂沿途有關交警、路政等行政執法部門人員的經費，以達到在運輸途中不被罰款或者少被罰款的目的。呂梁市離石區檢察院接到舉報后十分重視，立即抽調精兵強將成立了辦案組，對案件線索展開初查。7月13日，劉某被離石區檢察院抓獲，當時他正在汾陽市給交警及執法人員送錢。

　　劉某被抓獲時，包里還有近10萬元錢沒有送出，同時，檢察官還發現了一個賬本。上面不僅記錄著司機們給劉某交費的明細，還記錄著劉某給交警、交通等部門執法人員送錢的明細，其中還有一些“小賬”，如某一天請哪些人吃飯花了幾百，某一天給某某充手機費200元等等。負責偵查的離石區檢察院反貪局負責人表示，此案涉及的人和單位很多，案子還在進一步偵查中。

　　“正是這些執法人員的枉法行為，讓劉某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家致富’。”辦案檢察官說，這些執法人員的枉法行為，不僅直接產生瀆職和腐敗，還嚴重干擾著其他執法人員的正常執法。

　　呂梁市“治超”辦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上路秉公執法不收錢，不出3天就會有人收拾你。可是收了錢，自己心里又不安。”這位曾上路執法的工作人員說，上路執法不久，因為“不懂規矩”攔了人家的車，家里很快就接到了恐嚇電話。有些執法人員因此只好申請調動工作。離石區交警大隊一位副大隊長就曾聽到這樣的“勸告”：“你兒子要結婚住新房，你那幾個工資哪里夠用，干脆也關照幾輛車，來錢快，補貼補貼家用。”

　　超載與罰款之間的“怪圈”

　　既然運輸成本很高，為什么車主們不提高運價呢？“因為有特權車存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治超”工作人員向記者坦言，這些有著各種背景的特權車，不需要交納太多的罰款，運輸成本較低，這些特權車與繳納罰款的普通車隊形成競爭，使得山西省的運價漲不起來。

　　這位“治超”工作人員分析說，“治超”部門的行為實際上變相地“鼓勵”了超載，雖然“治超”部門明文規定對超載車輛要堅決卸載，嚴禁只罰款不卸載，但“只罰款不卸載”已是普遍現象。

　　檢察機關辦案人員分析認為，造成這種“悖論”現象的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一是執法人員方面。有的執法人員頂不住壓力或熟人的“面子”。這些超載車輛背后有錯綜復雜的關系，執法人員又有自己的經濟收入考慮，雙方最終達成“默契”，罰款我得，超載貨物你拉走，有錢大家賺。

　　二是制度方面。執法人員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按照有關規定，超載罰款可以從幾百元到3萬元不等，而這么大的罰款幅度，一個普通執法人員就可以全權決定。

　　三是車隊本身方面。據辦案檢察官介紹，有的車隊與當地農民“合作”，當“治超”部門準備卸載一輛超載車時，當地人便糾合許多車輛，多時達上百輛，惡意擁堵“治超”站，迫使“治超”部門盡快放行。這樣，再次遇到這樣的超載車輛時，“治超”部門便得三思而行。有的車隊干脆使用武力威脅。他們攜帶棍棒、砍刀等兇器，圍堵“治超”站，威脅“治超”人員，去年山西大同就查處了這樣一個團伙。

　　罰款導致運輸成本提高，運價卻因為特權車輛的競爭不能提高；為多賺錢，車主們只能多拉超載；超載的后果就只有被罰款；知道要罰款就更要超載……超載與罰款就這樣惡性循環，形成一個“怪圈”。

　　離石區檢察院反貪局負責人表示，“治超”困境成為滋生受賄和瀆職等腐敗行為的土壤，檢察機關在查辦這些職務犯罪案件的同時，將著力做好教育預防工作，分析各地“治超”工作的實際情況，提出檢察建議，以期從根本上遏制此類案件發展的勢頭。(寧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