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尊重犯罪方的人權，到進一步關注被害方的人權，避免其“人財兩空”，我國刑事司法正在實現以人為本的第二次回歸——

　　已具備在全國范圍內試行的可行性　相關文件正在醞釀起草

　　這是一個令人傷痛的特殊群體。他們的名字，叫做犯罪被害人。

　　這一群體，引來了越來越多的社會關注。來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調研顯示，絕大多數暴力罪犯沒有經濟賠償能力。絕大多數的被害人在經歷了犯罪侵害之痛后，不得不承受更痛、更久的“人財兩空”。

　　今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宣布，“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是2007年法院的一項重要任務。9月4日，記者從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這項制度正在山東、浙江、湖北、四川、廣東等十幾個省份的一些城市試點。有關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會同司法部已調研、論證了一年多，對工作模式形成了初步設想。相關文件正在醞釀起草。

　　“空判”之憂

　　一些法院調研顯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判決，一半以上淪為“空判”

　　“白發人送黑發人”，李澤杰大爺心中的傷，永難愈合。

　　年近古稀的李大爺，是山東東營市義和鎮西北村的一位農民。2006年4月22日，噩耗傳來：兒子在青島被人捅死！一條人命，僅僅因為對方酒后敲錯房門發生爭執所致。

　　天就這樣突然塌了……

　　令老人家欣慰的是，殺人者已被青島中級法院一審判處死緩，還要賠償李家16萬余元；令老人家發愁的是，16萬元不過是“一紙空文”，因為殺人者根本無力履行。痛失“頂梁柱”的一家老少四口，舉債度日，生活艱難。連去青島打官司，也靠借錢。

　　像李大爺這樣“人財兩空”的被害方，不在少數。

　　青島市中級法院調研顯示，近5年來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2300余件判決結案，90%的案件無法執行賠償。院長鄒川寧說，沒有得到賠償的判決實際就是“空判”。由于受害人及其家庭損失巨大，往往要求法院重判被告人，不達目的就大鬧法院；有的則因拿不到賠償，而長期上訪、鬧訪、纏訪，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也影響黨、國家和法院的形象。

　　山東淄博市中級法院的調研也發現了相同問題。在刑事被害人要求賠償的案件中，故意殺人、故意傷害、交通肇事、搶劫等涉及人身權利被侵害的案件占96.6%，其中獲得賠償的不足43%；而在廣東省高級法院對全省的統計中，被害方無法獲得經濟賠償的比例高達75%，截至去年底未能執行的賠償金額已逾億元。

　　“人財兩空”，還可能滋生新一輪的報復犯罪。比如剛剛宣判的韓浪潑硫酸案。

　　韓浪本是一名被害人。兩年前，她6歲的兒子被同村13歲的小張掐死。小張被勞教3年，法院判決張家賠償15萬余元。可是，直至潑硫酸案發，韓浪也沒有拿到一分錢。張家稱家里困難，沒錢賠償。

　　舊恨未消，又添新怨。韓浪將硫酸潑向了小張18歲的姐姐……8月27日，韓浪被北京市房山區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3年。

　　犯罪被害方“人財兩空”引發的諸多問題，引起了全社會的擔憂。近幾年來的兩會上，許多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大聲疾呼：以國家的名義，對刑事被害人予以救助。

　　十余省份“試水”

　　2006年，378名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親屬獲得救助金780.24萬元

　　2004年，山東的兩個中級法院——淄博和青島，不約而同開始試行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成為最早“吃螃蟹”的。

　　2004年11月，青島中院開始試行“刑事受害人生活困難救濟制度”。截至目前，共對60起刑事案件的130名被害人發放救助金133萬元，其中，今年已對5起刑事案件的18名被害人發放救助金11萬元。

　　一個月前，本文開頭提到的李澤杰大爺，雖不是青島人，也被“一視同仁”，從青島中級法院拿到2萬元救濟金。

　　淄博試行得更早。2004年2月，市政法委和市中級法院聯合發文設立“刑事被害人經濟困難救助制度”，3年來，先后有9人共獲26萬元救助。限于資金，他們規定只對淄博戶籍的被害人予以救助。

　　截至2006年底，浙江全省103個法院全部建立了司法救助基金，總額達4000余萬元。

　　2007年下半年，廣東省高級法院也將實施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副院長陳華杰說，司法裁判是社會正義的最后關口，國家應對那些最需要救助的刑事被害人施以援手。

　　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長沈亮，全程參與了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調研和相關文件的起草。他說，去年有10個省份的法院開展試點，共為378名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親屬發放救助金780.24萬元。今年，試點工作擴大到10余個省份更多法院。

　　“被害人時代”到來

　　既是一種來自國家的心靈撫慰，也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經濟幫助

　　刑法學專家、武漢大學教授馬克昌指出，我國對刑事被害人擬予國家救助，將實現從“被告人時代”向“被害人時代”的轉變，標志著“被害人時代”的到來。

　　事實上，“被告人時代”的到來，也曾是社會的進步，標志著刑事司法以人為本的第一次回歸。此前，犯罪嫌疑人、罪犯就是“壞人”，不值得尊重和保護的思想一度占上風。“被告人時代”的到來，讓社會更加公平地看待這一群體，開始給予其人本關懷。

　　從尊重犯罪方的人權，到進一步關注被害方的人權，給予其充分救助，我國刑事司法正在實現以人為本的第二次回歸——走進“被害人時代”。

　　法律專家分析，對刑事被害人的救助有三種途徑：私力——由罪犯進行賠償，往往因其無履行能力，淪為“空判”；社會——由熱心人或公益機構捐助，獲取常常靠運氣；國家——由司法等部門給予專項救助，盡管已有試點，但在制度上仍是空白。

　　馬克昌認為，當許多國家都已進入“被害人時代”時，如果我們還是空白，表面看起來是法律給當事人主持了公正，但實在的“勝利”他什么都沒感受到，只能陷入“無期的等待”。

　　漸行漸近的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對于因犯罪陷入生活絕境的被害人及其家庭來說，既是一種來自國家的心靈撫慰，也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經濟幫助。

　　補償還是救助？

　　待條件成熟，救助對象的范圍可逐步擴大

　　從法律上講，刑事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物質損失，應當由罪犯及其他加害人進行民事賠償。沈亮說，在民事賠償不到位的情況下，通過國家救助來解決被害人及近親屬的醫療、生活出現的暫時困難；長期的困難，靠民政救濟渠道解決。

　　“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工作已具備在全國范圍內試行的可行性。”沈亮說，由于我國國情復雜，各地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加上該項工作自身的復雜性，工作中要遵循統籌管理、量力而行，由點到面、逐步推開的原則。

　　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經費是關鍵。在沈亮看來，淄博和青島的做法，是一個好思路。這兩地，均本著“取之于案用之于案，雖有政府撥款但又不添負擔”的思路，從司法機關上繳國庫的罰金、罰款和沒收的財產等罰沒款項中專項支出。另外，還鼓勵社會捐助。

　　至于目前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范圍，沈亮認為，應當首先解決“危困狀態”的——暴力犯罪造成嚴重殘疾、死亡的刑事被害人及受其贍養、扶養、撫養的近親屬。

　　這一點，與主張建立“國家補償制度”的理論界的期望有一定差距。從補償的角度看，數額應更講究對等性，范圍上也應更大。

　　沈亮分析，先實施救助，可以把有限的資金用于解決最突出的問題。“待條件成熟，救助對象的范圍可逐步擴大到其他刑事案件的被害人。”

　　“法院審批、司法行政部門管理和發放資金，是比較理想的模式。”沈亮認為，雙方配合，將更好地完成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工作。

　　“人財兩空”的犯罪被害人，曾經是被遺忘的一群。以國家的名義救助他們，標志著我國對人權的關注和保護，正在向縱深、向細節發展。

　　這樣的司法公正，才是更真實的公正。(記者 吳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