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6日，是黨和國家的優秀領導人、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國經濟工作的卓越領導人姚依林同志誕辰90周年。我們以崇敬的心情，深切緬懷姚依林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作出的貢獻。

　　一、投身革命，參加領導一二九抗日愛國運動

　　姚依林同志是從一個愛國學生，踏上為中華民族獨立解放，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奮斗終生的道路，并成長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

　　姚依林同志祖籍安徽貴池，1917年9月6日出生于香港。他幼年喪父，隨母親在江蘇、浙江、上海生活。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在抗日愛國運動的激勵下，他積極參加上海青年舉行的抗日示威游行，并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1934年，姚依林同志考入清華大學。入學不久，在世界語學會的活動中，認識了在北平師范大學讀書的周小舟同志，他們經常在一起交談對時局和社會的看法。1935年，經周小舟同志介紹，姚依林同志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簡稱武衛會)。此后，他經常將武衛會的傳單刻印后在學校秘密散發和張貼。他與同學楊述合辦的政治刊物《東方既白》經常介紹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以及共產國際的活動等信息，并親自摘譯轉載《共產國際通訊》和《共產國際半月刊》英文版的文章。當年暑期過后，他當選為清華大學學生會委員。

　　1935年七八月間，黃河泛濫成災，災民流離失所。在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北平的武衛會組織發起籌建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9月，北平大中學校學生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成立。姚依林同志作為清華大學的代表參加成立大會。會后，他發動學生開展救濟募捐活動，同時負責管理捐款，經常是白天東奔西跑，夜間變換住處。后來他回憶說：“這個活動開展得比較好，募集所得大約有二千來元(白洋)。我們送了大部分捐款給山東賑災，……留下約五百元備用。這筆錢即后來‘一二九’運動的經費來源之一。”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促進了群眾性抗日活動的開展，聯合了北平的進步學生。在北平黨組織的幫助下，以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為基礎，11月，北平市學生聯合會成立(簡稱北平學聯)，擔負起組織和發動北平各校學生開展抗日救亡工作的任務。姚依林同志擔任學聯秘書長，并于當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5年秋，日本侵略者為使華北脫離中國而“獨立”，大力收買漢奸，鼓動“防共自治運動”，華北廣大國土面臨淪亡的嚴重威脅。面對日本侵略者的步步進逼，國民黨政府繼續采取妥協退讓政策，準備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實現所謂華北特殊化。在這一緊急時刻，得到消息的北平學聯黨團果斷決定，在12月9日這一天，發動一次抗日救國學生請愿游行。12月8日晚上，姚依林和彭濤、郭明秋、黃敬、孫敬文同志開會，研究請愿游行活動的組織安排，決定由黃敬同志在游行隊伍中指揮，姚依林、郭明秋同志在西單指揮。各校同學通宵未眠，進行次日游行示威的各種準備工作。

　　12月9日這天，在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黃敬、宋黎等同志的具體組織和指揮下，東北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范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大學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學的學生涌上北平街頭，舉行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廣大愛國學生被壓抑的抗日怒火猛烈地爆發出來。上午10時許，數千名學生匯集到新華門前，向國民黨北平當局提出反對“防共自治”運動等六項抗日民主要求。當這些要求被完全拒絕后，在游行指揮部的布置下，請愿改為示威游行。游行隊伍遭到國民黨軍隊和武裝警察的殘酷鎮壓，學生們在大刀、水龍、皮鞭、木棍和槍刺的襲擊下，英勇抗爭，有30多人被捕，數百人受傷。姚依林和郭明秋同志在指揮游行中也受到軍警毆打。

　　為抗議國民黨當局對學生愛國運動的鎮壓，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北平學聯對學生運動重新作了部署。12月10日，北平學聯發布《宣傳大綱》。從12月11日起，全市各校學生實行總罷課。在罷課中，姚依林同志重點聯系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幫助兩校學生會和救國委員會組織各種專題討論會。12月14日，北平的報紙登載了國民黨當局決定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消息，學聯立即決定在16日再次發動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把學生抗日救亡運動推向高潮。

　　12月16日，北平部分大中學校學生突破軍警阻攔，匯集到天橋廣場，召開市民大會。北平各界群眾和東北流亡同胞紛紛自發參加，與會者達3萬余人。會后，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游行。游行隊伍抵達前門時，遇到大批軍警和保安隊的攔截。游行指揮部姚依林、黃敬、郭明秋等人召開緊急會議后，立即安排在前門火車站廣場舉行第二次市民大會，通過了“反對秘密外交”、“打倒賣國求榮的漢奸”等九項議案。大會結束，游行隊伍分別行進到宣武門、西單時，再次遭到軍警鎮壓。這一天，學生被捕者數十人，受傷者300余人。但國民黨當局也懾于人民愛國運動的壓力，被迫宣布冀察政務委員會延期成立。

　　這次自1935年12月9日發起、姚依林同志作為主要領導者之一參加領導的抗日愛國運動即一二九運動，公開揭露了日本吞并華北進而侵略中國的陰謀，打擊了國民黨政府的妥協退讓政策，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一二九運動后不久，1936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正式改組北平學聯黨團，姚依林同志任黨團書記。

　　二、主持中共天津市委工作，參與組織冀東抗日大暴動

　　1936年6月，姚依林同志按照黨組織的決定轉赴天津。到天津后，最初他主持編輯中共天津市委機關刊物《世界》，并協助編輯中共中央北方局機關刊物《長城》。不久，他被任命為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部長。這時，他主要負責學生工作，培養教育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到農村中去鍛煉自己，并以讀書會的形式提高自身的思想水平，對人民群眾進行宣傳。為了迎接抗日高潮的到來，他在學生中廣泛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主張，動員學生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實際斗爭中去。

　　1937年6月，姚依林同志主持中共天津市委工作，7月任天津市委書記。盧溝橋事變發生、平津淪陷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決定，凡不能在平津立足的黨員和抗日分子都撤出平津，大部分到太原分配工作。根據北方局的指示，姚依林同志和天津市委經過近兩個月緊張工作，將需要通過天津轉移的黨員和進步青年學生數千人安全撤離天津地區。

　　與此同時，姚依林同志還領導恢復了天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組織和活動。民先隊多次接受任務，為抗日根據地募集寒衣、藥品、捐款，收集日軍情報。民先隊隊刊《燈塔》在姚依林同志的具體指導下編輯出版，每篇社論和重要文章都由姚依林同志親自審定，對宣傳抗日思想和黨的政策，鼓舞民眾抗日斗志，加強天津民先隊隊員的思想政治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為開展敵后斗爭，1937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建立了新的領導機關，負責平津及冀東一帶淪陷區的工作。9月，姚依林同志被任命為中共河北省委委員、秘書長、宣傳部部長兼天津市委書記。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根據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積極投入組織和籌劃冀東抗日暴動的一系列準備工作。在姚依林同志提議下，中共河北省委將華北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改組為華北人民抗日自衛委員會(簡稱自衛會)。自衛會積極開展破壞敵人通訊線路、阻礙敵人物資運輸、在偽職員中進行秘密宣傳、收集敵人情報等活動，成為宣傳抗日救國、打擊敵人的重要力量。1938年5月，自衛會召開會議，作出冀東抗日暴動的具體安排，并決定組建華北抗日聯軍第三軍區，成立冀東抗日聯軍。會后，自衛會負責人又到冀東抗日聯軍中指導工作。自衛會實際上成為中國共產黨發動冀東暴動的公開領導機關。

　　這時，為了早日同延安黨中央接通電訊聯系，姚依林同志積極設法建立電臺。1938年4月，秘密電臺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園建立。姚依林同志親自布置任務，編定電臺的呼號和密碼，并堅持每天閱、發電報。秘密電臺的建立，使黨中央的指示及時傳達到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對指導冀、津地區的抗日斗爭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過周密的準備，在中共河北省委領導下，1938年7月6日，以港北起義為開端，有20萬人參加的冀東抗日大暴動爆發。這次暴動，規模之大，來勢之猛，震驚全國，給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姚依林同志是冀東暴動的參與組織者，他后來回憶說：“主要依靠冀東黨的力量，依靠開灤煤礦工人同志們的英勇罷工斗爭，依靠八路軍宋鄧支隊挺進冀東的有力支援，終于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取得了冀東武裝起義的偉大勝利。”他指出：“冀東人民在敵人殘酷的鎮壓之下的這種堅決的斗爭，與八路軍孤軍深入到敵人深遠后方的英勇行動，在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史上，將永遠是光輝的一頁”。

　　1938年9月，姚依林同志奉命離開天津到冀東。11月，到平西抗日根據地工作，翌年1月任中共冀熱察區委委員、宣傳部部長。在平西，他積極參加根據地建設，組織開展了發動群眾、減租減息、訓練干部、宣傳革命道理、掌握新政權的工作。

　　三、堅持敵后抗戰，從事解放區軍工和經濟工作

　　1939年7月，根據彭真同志指示，姚依林同志到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當時稱北方分局)任秘書長。在敵后艱苦條件下，秘書長工作十分辛苦瑣細，日常事務異常繁忙。姚依林同志要負責秘書處、管理科、交通科、警衛營的工作，要參加各種會議、聽匯報、作指示，又要安排開會記錄、起草報告，等等，哪一件事情都離不開他。他全心投入，毫不懈怠，出色地完成了組織托付的重任。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在華北敵后，日軍經常對抗日根據地進行殘酷的大“掃蕩”，反“掃蕩”斗爭極為艱苦。1941年秋，日軍對晉察冀北岳地區進行“掃蕩”，姚依林同志率領晉察冀分局警衛、勤雜及文秘人員突圍時，被敵人圍困在烏王口西北一帶的山溝里。他帶領同志們堅持了七天七夜，才得以脫險。1942年5月，日軍在冀中地區發動“掃蕩”，規模之大，使用兵力之多，持續時間之長，都是空前的。日軍所到之處，房屋被燒，莊稼被毀，牲畜、糧食被搶劫一空，群眾慘遭殺害的不計其數。這一年又逢大旱，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時期。為了克服困難，姚依林同志按照晉察冀分局的指示，組織分局機關搞生產，種糧種菜。他還利用在大學學到的化學知識，指導成立工業生產小組，制造墨水、肥皂和土炸藥。這些措施，對分局機關渡過難關發揮了重要作用。1943年9月，日軍“掃蕩”冀西山區。姚依林同志率領20多人的手槍隊在五臺山駐扎一個多月。他們用隨身帶來的電臺，在廟內與各部隊聯系，了解反“掃蕩”情況，并將收到的消息呈報晉察冀分局領導。敵人撤退后，他們才返回原駐地阜平。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5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的決定，晉察冀分局改為晉察冀中央局。姚依林同志仍然擔任秘書長。這時，中共中央根據斗爭形勢的發展，決定派遣大批干部從延安出發進入晉西北，經張家口前往東北地區。這次干部大轉運，在張家口的工作由姚依林同志全面負責。這些干部在張家口停留期間，姚依林同志既安排照顧他們的日常生活，又布置作形勢報告，還要了解干部的要求和東北各地需要干部的數量，考慮分配他們的工作。迎來送往，工作十分繁忙。直到1946年4月，這項關系到東北根據地創建與發展大局的重要工作才基本結束。

　　1946年5月，姚依林同志調任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工商處副處長，開始擔任根據地經濟部門的領導工作。他到邊區工商處后不久，國民黨軍隊進攻張家口，工商處的任務由籌備經費轉為準備戰爭。10月上旬，工商處組織邊區的工人、技術人員等將機器設備全部轉移到山里，繼續生產武器，供應前方。姚依林同志重點負責組織邊區技術人員改進生產技術，制造武器彈藥。在他的帶領下，炸藥、手榴彈、82毫米迫擊炮，以及手槍、步槍、地雷等武器大量生產出來。由于缺少炸藥，技術人員在鐵棍中改裝辣椒末，制造出“辣椒末手榴彈”，用以炸碉堡，戰果奇佳。又用醫院的氧氣筒制造大迫擊炮炮彈，稱為“氧氣筒炮彈”。在清風店戰役中，“氧氣筒炮彈”發揮了巨大威力。

　　1947年11月起，隨著局勢的發展，姚依林同志擔任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工業局局長、工商處處長、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及秘書長。石家莊解放后，為了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盡快將晉察冀和晉冀魯豫的財經工作統一起來，1948年上半年，姚依林同志在邯鄲主持召開兩區聯合的華北財經會議。同時組織兩區的物資交流，并統一對國民黨統治區的貿易，解決了邊區的物資需求。5月，中共中央決定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區合并為華北解放區，成立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6月至9月，姚依林同志任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工商廳廳長。9月，華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姚依林同志任工商部部長，同時是華北人民政府黨組干事會成員。華北人民政府工商部成立后，姚依林同志主持召開華北地區包括山東部分工商界領導人會議，作出禁止挖地主浮財、保護私營工商業等項決議，使華北地區在土地改革運動中發生的一些“左”的錯誤，逐步得到糾正。

　　1949年1月，姚依林同志帶領華北人民政府工商部的工作人員進入剛剛解放的天津。他布置接收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盤踞的天津海關，沒收了國民黨中央在天津的信托局，同時讓一般商店照常營業。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2月初，姚依林同志又帶領華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部分工作人員到北平，安排接收了北平海關、東交民巷一帶的外國商行辦事機構。他還遵照周恩來同志的指示，處理了與商業有關的幾項外事工作。例如，同美國共產黨代表尼爾遜談中美貿易，與蘇聯代表簽訂向蘇聯提供3萬噸谷種的合同等。

　　姚依林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黨的事業奮斗不息。無論是在國民黨統治區或淪陷區的對敵斗爭中，還是在根據地、解放區的政權建設和經濟發展中，他都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作出了很大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被任命為國家貿易部副部長，從此又開始為新中國的經濟工作而忙碌、操勞。（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