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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肇星將他44年外交生涯的點睛故事與同學們分享，《國際先驅導報》記者也有幸聆聽了這位前外長的北大第一課

　　“我坐在這兒有點失落，更愿意坐在那兒。”李肇星指了指臺下早已坐得滿滿的同學們的座位。

　　外交部前部長李肇星卸任后，接過了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的聘書。9月5日一早，在國關學院開學典禮上，“李肇星講堂”開張了。開口的第一句話，李肇星就展示了自己獨特的個性，他不愿別人叫“前外長”，愿意被稱為“北大同學”。

　　從賞國畫論國際形勢

　　“丈山尺樹，寸馬分人——國際形勢觀察”是第一課的題目。

　　“前兩天我讀到唐代詩人王維的《山水論》，講的是如何看國畫。今天我就現學現賣。”李肇星開始破題——“畫中山，以丈來量。畫中樹，以尺來測。畫中馬，以寸來量，畫中人，要根據他的表情、動作、神韻來細細揣摩。觀察畫中人，也最難。”

　　李肇星頓了頓，將話題從賞畫引入觀察國際形勢——“其實看畫的四種境界，也可以借鑒到觀察國際形勢中。既要登高望遠，有戰略眼光。又要腳踏實地，細致入微。”經李肇星這么一點撥，臺下同學們才恍然大悟。

　　而這，只是李肇星破題的開始。接下來的兩個小時，他為同學們帶來了一頓盛宴。

　　講述與麻生的“洗手間外交”

　　都知道外交需要靈活，但有時一些溝通手段靈活得讓你想都想不到。

　　“有些問題堅決不能讓步。比如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李肇星講課始終面帶微笑，但說到原則性問題時，表情立刻變得嚴肅起來。

　　擔任外長期間，李肇星見證了中日關系從冰凍三尺到春暖化冰的全過程，其中和日本前外相麻生的一次談話，讓他記憶猶新。

　　“去年中日高層關系還很僵的時候，我和他共同出席一個國際會議，他看我上洗手間，就跟了出來，而且攔住手下沒讓他進去。就這樣，我們在沒有媒體記者的打擾下，包括歷史問題在內暢談了20多分鐘。”

　　“這次輕松愉快的交談，也為中日兩國外交領導人加深相互了解、增進互信奠定了基礎。”李肇星這樣回憶了這次特殊溝通的成果。

　　后來，麻生并沒有把談話細節透露給日本媒體，但是卻用了這樣的措辭，“我和李肇星在雙方都‘方便’的地方進行了真誠的溝通和討論”。

　　批評美方的“文革思維”

　　外交舞臺上，不僅要適應多樣的談判方式，還要靈活應對對方的“挑釁”。

　　“一次我率中國代表團參加中美外交談判。沒想到美國代表團一開始就談起了人民幣匯率問題。”

　　李肇星便如是回擊——“我沒有直接回答他們關于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我覺得不應該將貨幣問題政治化。我告訴他們，以前我們‘文化大革命’時期，對事物判斷都非左即右。連地里的莊稼都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現在我們已經徹底否定了‘文革’，而你們還抱著極端的文革式理論來看中國的貨幣問題，不覺得不合時宜嗎？”

　　他告訴同學們：“有時外交談判都是針鋒相對，你要說服對方，就要靠獨特的思維方式來取勝。”

　　被常識性問題“難倒”

　　在國際外交舞臺上馳騁風云的李肇星，有一次被看起來簡單的常識性問題難倒了。

　　“在我做外交官的第43年，也就是去年，突然有人問我，你是外交部部長，世界上一共有多少個國家？別看我是外交部長，一下子也答不上來。就去找禮賓司和國際司司長，他們告訴我大概有200個國家和地區。我一聽這不就是外交辭令嗎。‘別拿發言人那一套回答部長提問。’我們三人都回去查找資料，根據我們三人的標準，得出了共有192個國家這個結果。”

　　在李肇星看來，這并不是個簡單的問題。“我覺得做什么事都要心中有數。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一次一個國家派訪問團來中國，問你們中國有多少人口，當時咱們官員說有六七億吧。對方一聽就很驚嘆，‘中國真偉大，一差就差1個億。’”

　　臺下同學笑聲一片，但李肇星并沒把這只看成一個笑話。“我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治學中，要實實在在，多用事實證明觀點得出結論。這樣才有說服力。”

　　正所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他給我們講的都是鮮活生動的實例和他的切身感受，很難在書本中學到。”北大國關學院研究生一年級學生王田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記者 郭一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