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0點缺3分的時候，穆加貝一行抵達大會堂東門，吳明廉接到了客人抵達的電話，走到鄧面前輕聲地說：“客人來了”。鄧把手中的煙在煙缸里壓滅，站起身正要走，細心的警衛秘書張寶忠發現鄧小平的一縷頭發滑了下來，趕上前，從自己中山裝上衣口袋里敏捷地拿出一把小梳子，替鄧把頭發往后梳了一下，再用手掌在鄧大人的頭頂上輕輕地壓了一下，把頭發壓住。鄧笑了，說：“你心很細喔”。然后就走向福建廳門口，站在屏風旁邊等候穆加貝的到來。

　　穆加貝一抵達，鄧小平與他熱情握手擁抱，鄧說：“歡迎你，很高興再次見面”。穆加貝說：“您看上去還和四年前我們見面時一樣健康”。鄧擺擺右手，“馬馬虎虎吧”。穆加貝說：“您看上去不像八十開外的人”。鄧笑著說：“我已經八十一歲了。身體總的說，還可以，但一些零件不靈了”。鄧用右手食指指了一下自己的右耳，“這個零件不靈了”，又指著自己的左耳，“這個稍好一點，所以我見客人都是這樣坐的”。鄧意思是國內一般領導人見外賓，客人坐在主人的右手側，而鄧因為左耳聽力好于右耳，見人都把客人安排在自己的左側。

　　鄧接著說，“除了耳朵，其它零件都還正常運轉”。穆加貝大笑。把身體各個器官比作機器零件，據說是紅軍時期開始使用的話語，透視出紅軍將士置生死于不顧的一種灑脫。作戰受了傷，如果大難不死，就互相開玩笑地問：“你丟了哪個零件？”后來看了電視連續劇《亮劍》，其中主要人物受傷之后的對話也用這個比方，大概印證了這個典故的出處。鄧的輕松調侃也使人感到他心態的年輕和對生活的灑脫態度。

　　鄧和穆加貝親切寒暄后，就把話題轉到正題。鄧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情況開始一直講到今天的改革開放。現在回想起來，鄧的這個談話包含了他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思考，對今天了解鄧的思想，了解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原因，乃至判斷今后中國的政治走向都有特殊的意義。對于準確地了解中津關系以及整個中非關系也有幫助。

　　談話一開始，鄧就用很肯定的口氣對穆加貝說，從1949年到1956年這段時間，中國的事情“做得非常好”。鄧一口氣用了三個“搞了”：“搞了土改，搞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樣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搞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鄧講話有一種氣勢，喜歡用排比句，三個“搞了”就體現出老人講話的這種氣勢。當我翻譯出“土改”一詞，穆加貝微微點了一下頭，也許這正是他最關心的問題。他的眾多追隨者當年就是沖著他“分田分地”的口號，參加他領導的武裝斗爭的。

　　鄧對中國的土改一直是積極評價的。他在另外一個場合曾這樣說過：“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的生產力解放出來了”。

　　鄧贊揚了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就是1953年到1957年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這個計劃雖然是蘇聯模式影響下的產物，但主持制定這一計劃的是比較務實的周恩來和陳云這樣的領導人。50年代初，中國的落后程度是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倒是毛澤東曾做過一個準確的描述：“現在我們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而“一五”計劃無疑是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所有五年計劃中完成最好的一個，其重點是發展重工業，蘇聯提供了相當的援助，包括幫助興建156個大型項目。可以說中國是從“一五”才開始了鄧小平所說的“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并很快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整個中國后來的經濟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問題更復雜一些。我后來查了一些材料，剛分到土地不久的農民就被要求加入合作社，至1956年底，參加高級合作社的農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7.8%，在農業合作化運動迅猛發展的推動下，公私合營也洶涌澎湃地進行。我曾和一位1949年前當過老板的上海鄰居聊過，他坦率地說：“那個時候，白天在外面敲鑼打鼓，晚上回到家抱頭痛哭”。但是與斯大林在蘇聯推行的全部沒收私有財產相比，與后來毛澤東推行的“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相比，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顯得相當溫和。當時政府對資本家實行了“贖買”政策，資本家可以拿自己資產5%的紅利，從1956年開始定息，七年不變。我這位鄰居，到了60年代還天天喝咖啡，家中還有一輛摩托車，他念高中的孩子天天騎，我們好是羨慕，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這輛摩托車給紅衛兵砸了。

　　中國“從1957年開始，有一點問題了”。鄧提高了一點聲音對穆加貝說。后來我注意到鄧在談1949年以后的發展經驗教訓時，總是把好壞的這條分界線劃在1957年。在鄧看來，1957年之前，一切都相對比較順利。在此之后，中國出現了大問題。這段歷史，鄧本人是最高的當事人和見證人之一。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鄧曾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作了一個頗有新意的修改黨章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鄧小平專門提到了中共已經是執政黨，容易產生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危險，需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個人崇拜。中共八大還確定了今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八大還修改了黨章，增加了“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這個提法實際上是為毛澤東退居二線專門設計的，但從1957年開始的一系列發展，使中國這輛快速行駛的列車，完全改變了自己的方向。

　　鄧首先提到了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鄧是這樣說的：“我們的問題出在一個‘左’字上。反對資產階級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過分了。”“‘左’的思想發展導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鄧坦率地說，這些事情“使我們受到了懲罰”。在大躍進最瘋狂的1958年，全國掀起了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由各級黨委第一書記掛帥，動員了數千萬人上山下鄉，挖樹找煤，找礦煉鐵，建起了百萬個小土高爐，小土焦爐，土法煉鐵煉鋼。全國農村，一哄而起，大辦人民公社，一個多月時間內，農村的公社化就基本實現。把原來一二百戶組成的合作社，變成了數千戶，甚至上萬戶組成的公社，廢除農民的自留地，推行準軍事化的管理，過集體化的生活，吃免費的公共食堂，采取大兵團作戰的辦法來進行農業生產，最終對中國的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造成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浩劫。

　　鄧在另外一個場合也談過他自己對這些事情的責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我們頭腦也熱。拿我來說，能夠四六開，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夠滿意了，大部分好嘛”。但鄧小平在大躍進中的頭腦發熱和毛澤東不完全一樣，文革時候一個批鄧的材料透露過：鄧小平在動員大家參加大躍進時這樣說過，我們的女同志很快都可以抹口紅，穿高跟鞋，打扮得漂漂亮亮。鄧的“城市情懷”可見一斑。

　　鄧接著對穆加貝說，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工農業減產，市場上商品很少，人民群眾吃不飽飯，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穆加貝聽到這段話時，一直皺著眉頭，似乎有一種不完全相信的感覺。鄧則繼續自己的敘述。穆加貝聽得很認真。這使我想起念中學的時候，學校曾邀請過一位目不識丁的公社老大爺來做憶苦思甜報告，他說著說著就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哭了起來，“我父親1960年餓死了”。老師提醒他“是1940年吧”？他搖搖頭，“不，不，是1960年”。

　　穆加貝詢問鄧，中國是如何克服這種危機的。鄧說，“那時，我們黨和毛主席的威望很高，這是長期斗爭歷史形成的威望。我們把困難如實地告訴了人民，‘大躍進’的口號不再喊了”，穆加貝頻頻點頭，他對毛澤東是非常尊重的。鄧接著說，我們采取了一些“比較切合實際的政策、步驟和方法”。鄧用詞精辟，六個字：政策，步驟，方法，反映了他治國的一貫思路，治一個國家，除了戰略要正確，還要有與之配套的政策，輕重緩急的步驟以及切實可行的方法。“通過這樣的努力，到一九六二年，我們就開始從困難的情況中恢復，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況比較好”，說到這，鄧停頓了一下，吸了一口煙，補充了一句：“但是‘左’的指導思想并沒有根除”。

　　實際上，這段時期，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一批比較務實的中共領導人正全力以赴糾正大躍進的錯誤，但與此同時，他們的努力也埋下了毛澤東對他們不滿的種子。英國前駐華大使伊文思曾對我說過這樣一件事：1964年，鄧小平參加錫蘭(后改為斯里蘭卡)駐中國大使館的一個慶祝活動，錫蘭大使向鄧詢問毛澤東主席的近況，鄧說：“老人家最近一直在山上修改自己的詩詞”。大使對這番話的解讀是：毛澤東的大躍進把事情搞糟了，現在由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來收拾殘局。因為暫時沒有毛的干預，他們反而干得心情比較舒暢。鄧小平的名言“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也是在那個時候說的，目的是采取一切可行的辦法，擺脫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緊箍咒，盡快恢復農業生產。

　　我曾在另外一個場合替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做翻譯，聽她談過這段經歷。她說：毛主席經常是這樣的：當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這些人剛把國民經濟恢復起來，毛主席就在他們背上擊一猛掌：你們又右傾了。講這段話時，王光美還抬起右手臂向下一甩，做了一個“擊一猛掌”的手勢。

　　鄧接著和穆加貝談起了“文化大革命”。鄧說，“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黨內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極端，極左思潮泛濫。”鄧講“極端”和“泛濫”這兩個詞時的語氣很重，還用右手食指在空中點一下，以示強調。我后來注意到這是鄧的一個習慣性手勢，要強調一個論點的時候，他總是用食指這樣重重地點一下。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時擲地有聲地說：“不搞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用的也是這個手勢。

　　說完這段話，鄧停了一下，看著我，等我翻譯。他也可能在思考著下面的談話。那一瞬間，我感覺鄧的眼光里有一種慍怒，這種慍怒的目光至今還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一位飽經風霜的政治老人對左傾的深惡痛絕。我理解鄧的這番話背后，是中國已經喪失了多少發展的機遇呀，是包括鄧自己家庭在內千千萬萬人民所蒙受過的多少災難呀！

　　“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從一九六五年就開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鄧把“整整十年”四個字拖得很長，給人一種痛心之感。鄧后來又多次說過歷史給中國的機會不多，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文革”的十年，加上之前的極左，中國被耽誤的時間太多了，鄧心疼。鄧接著說，“黨內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這場革命的對象，就是這些老干部”。據統計，僅從1967年到1971年，北京秦城監獄直接關押的高級領導人就在500人以上。因國家主席劉少奇案件株連而定為反革命判刑的就有2萬8千人。全國范圍內因文革而受到直接迫害的在百萬以上，間接迫害的千萬以上。“文革”對鄧小平也是一個很沉重的話題。鄧這時緩和了一下語氣，對穆加貝說，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們撥亂反正，就是要糾正這些極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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