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以使用的人”

　　王毅今年54歲，出生在北京。作為“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王毅于1982年2月從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畢業，獲亞非語系文學學士學位。考進二外之前，他在東北建設兵團當了8年兵團戰士。

　　喜讀書、擅書法、愛寫作，文筆很好、關注時政，是師友對他的印象。

　　畢業后，王毅進入外交部亞洲司，一路高升，幾乎經歷的每個職位都創下“外交部該職位最年輕紀錄”。2001年，48歲的他成為外交部史上最年輕的副部長。從科員到副部長，王毅用了19年時間。

　　1996年到1998年，王毅在南開大學APEC研究中心讀在職碩士研究生，獲世界經濟專業經濟學碩士學位。至今，研究中心的老師對他印象依然深刻，“我們當時叫他王司長(亞洲司司長)。他學習很認真，很順利地畢業了。”

　　之后，王毅到外交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周啟朋是他的導師。“他當部長助理的時候在外交學院讀博，論文研究方向是當代國際關系。課程早就修完了，但由于工作原因，他還沒有完成答辯。”周啟朋說。

　　資料顯示，胡耀邦1983年首訪日本時，他的演講稿是王毅草擬的——那時，王毅是外交部級別最低的工作人員。據說，王毅交稿后，胡耀邦只改了兩處。

　　而把王毅推到全球媒體聚光燈下的是六方會談。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三輪朝核問題六方會談在北京舉行，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王毅努力聚攏各方“談起來，談下去，談出結果，談出和平”。他出色的斡旋能力贏得各方稱贊，由此走進公眾的視線。

　　2004年7月，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王毅在出訪時被免職，引起了各方的猜測。傳言說他要出使加拿大，兩個月后官方才證實他被派到日本當大使。

　　在王毅離任前一天晚上，中國駐日本使館網站在首頁貼出了一封信，題為“王毅大使致厚生勞動省舛添要一大臣的感謝信”。這封信寫于9月19日，或許是王毅作為大使寫的最后一封信。

　　他在信中寫道：“最近，我館一位館員家屬突患重病，被緊急送到日本當地醫院。雖然醫院全力進行搶救，但病人情況仍然相當嚴峻，危及生命安全。我為此不得不給你打電話，你立即與醫院取得了聯系……你公務十分繁忙，卻對一位普通的外國患者關心備至，不僅體現了你以人為本、關愛生命的政治理念，也體現了你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

　　這封信，體現出王毅工作的細膩。在這方面，中國駐日本使館武官徐京明感觸頗深。“他做工作非常細致，很關心館員。而在維護華人華僑權益、幫助留學生解決實際困難方面，他也總是親歷親為。”

　　徐京明回憶說，王毅剛到日本時，就通過媒體得知一名在日本打“黑工”的中國男子患血癌，生命垂危，王毅就組織各方力量全力營救。當時，不少日本媒體都報道了這個事，在當地引起很大反響。“他常要求我們為同胞 ‘大辦好事、多辦實事、快辦急事、妥辦難事’，除了為同胞排憂解難以外，也向日本民眾展示中國政府的責任感和好形象。”

　　“大使，大使，就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人。”王毅的這句笑談讓他的同事們記憶猶新。

　　后來者任重道遠

　　今年4月11日至13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訪日本，這是中國總理7年來首次訪日。52個小時的“融冰之旅”引起全世界的強烈關注。從東京、大阪到京都，從在日本國會演講、晨練、訪問農戶，到和日本大學生切磋棒球球術，王毅始終微笑著陪伴在溫家寶左右。 “大家在電視上看到這樣的畫面：大使給總理做翻譯，幫總理和百姓輕松聊天。其實，這一點兒也不輕松。”中國駐日本使館一位官員對本刊說。

　　溫家寶成功訪日，為王毅駐日大使的生涯畫上了精彩的一筆。“之后，國防部長曹剛川、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到訪日本，直到卸任前幾天，王大使都非常繁忙。”使館辦公室官員坦言，“同兩三年前相比，中日關系的確得到改善，我們可以松口氣了。”

　　對此，王毅也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興”，他在離任招待會上宣告：“中日關系終于走過了最艱難的時期，進入了全面改善、發展的新階段。”

　　“我們肯定王毅個人的促進作用，但更應該看到國家關系的改變是兩國大勢決定的。這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所能左右的。” 日中友好21世紀委員會日方委員、日本慶應大學教授小島朋之說。

　　而中國社科院日本所所長金熙德認為，中日關系總體潮流的轉變不是一時的，王毅的繼任者要繼續推動“回暖”進程，把中日關系帶上更成熟更穩定的軌道。“任務并不比以前輕松。”金熙德說。

　　9月25日，日本自民黨元老、“知華派”政治家福田康夫出任日本首相。9月29日，中日迎來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大日子。“破冰”“融冰”之后，“今后兩國關系可能還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矛盾、問題甚至摩擦，但是，我對中日關系的前景始終是樂觀的。”這是王毅的臨別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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