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報告提出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的決策，已開始得到有關部委的積極響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稱將著手研究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國資委企業分配局局長亦提出遏止央企高工資薪酬改革五步走的設想。此后多家媒體評論也熱情建言，“工資正常增長機制要有內調功能”，“縮小收入差距需開源節流”。筆者以為，要改變當下職工之間4.88倍以及城鄉居民間大約為6∶1的巨大收入差距，并非“削峰填谷”那么簡單易行。

　　相關數據顯示，2005年，最高行業人均工資水平是最低行業的4.88倍。1978年至2006年，我國城鎮居民絕對收入差距從209元擴大到8172元，相對收入差距從2.56∶1擴大到3.28∶1。考慮到影響收入統計的多方面因素，實際差距大約為6∶1。今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將達到0.47，超過國際公認的以0.4為貧富差距過大的警戒線(《中國日報》10月1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社會藍皮書中名為“社會和諧穩定問題”的全國抽樣調查表明，“收入差距過大、貧富分化問題”被認為是目前最突出的三大社會問題之一。

　　“削峰填谷”當然是縮小國民收入差距直截了當的手段和渠道。從現在的市場格局來看，壟斷行業中的國有企業多數為國資委旗下的中央企業，理當從壟斷性央企開始“削峰”。應該從嚴控制工效掛鉤的工資總額基數、經濟效益指標和浮動比例，建立與市場化相適應的企業薪酬福利制度，堅持工資總額增長低于經濟效益增長、職工平均工資增長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兩低于”原則，遏制無序增長的勢頭，包括在未來兩到三年內向社會公布中央企業的財務報表，以方便公民、社會和輿論監督。

　　所謂“填谷”，用十七大報告的話說，就是著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當下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和最低工資標準過低，已成社會保障的軟肋。無論是大都市還是中小城市，以現行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涉保對象要保持溫飽尚且緊張，要改善生活更難。另外，全國各地實施的最低工資標準已經很低了，但全國總工會2005年對20個市(區)1000個各種所有制企業以及1萬名職工的問卷調查顯示，12.7%的職工工資竟然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中國青年報》10月21日)雖然今年有21個省對最低工資標準進行了調整，但相對水準依然較低。

　　如此看來，“削峰填谷”確有必要。但是，“削峰”過多，對于既得利益者來說必然會受到消極怠工的“軟抵抗”，從而影響經濟效率。而依照“兩個最低”標準縮小收入差距，收效不會很明顯。所以，必須從更宏觀的層面，更寬廣的視角，以“綜合治理”的手段，來逐步改變國民收入巨差的困局。比如，確立藏富于民的思想，不斷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當前我國城鎮職工工資只占GDP的12%，百姓收入總額占GDP的比重不足22%，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大多在50%以上的水平。而要逐漸扭轉這一現狀，就須從改革現行的財稅制度著手，減輕企業負擔和國民稅負。現行稅制的主要缺陷之一就是對高收入調節不力，而中低收入者成了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主體。與此同時，一些稅種的征收，并沒有征得納稅人許可(其表現形式主要為未通過人大審批)。

　　在初次分配領域，由于生產經營條件的差別而產生的分配不公平，由于勞動力流動受阻和就業不充分而引起的分配不公平普遍存在。要求解，就應當讓壟斷企業多繳紅利并減費，像電信行業就當取消固話月租費、手機漫游費，降低上網費以讓利于民，并不斷放寬民私企業進入壟斷行業的門檻，既為企業創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亦逐步消除勞動力流動的障礙，保證人們可以公平地獲得就業機會和勞動報酬。要解決農民收入過低，以及失地農民陷入貧困的難題，就必須從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入手，逐步賦予農民土地的經營權、收益權、處置權等多項權利。這些權利的確認和賦予，同樣需要復雜的變革過程。(劉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