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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要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記者/何忠洲

　　在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四年之后，科學發展觀被正式寫入中共黨章。

　　10月21日，在中共十七大閉幕時，《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通過并生效。黨章修改決議案指出：科學發展觀，“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

　　自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黨章以來，黨章在歷次黨代表大會上都會得到修改。十五大，鄧小平理論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十六大，“三個代表”寫入黨章。而新寫入的科學發展觀，被視為是十六大以來，中共思想理論創新最為重要的成果。

　　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王海光對本刊記者指出，這是中共有關發展的一個戰略性轉變，原因在于，傳統以速度、規模為主的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

　　難以為繼的發展模式

　　難以為繼的表征，在10月15日胡錦濤的十七大報告中有明確表述，在談到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時，列在第一位的即是:“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

　　200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的5.5%，卻消耗了世界54%的水泥、30%的鋼鐵、15%的能源。

　　英國《金融時報》稱，經濟規模僅為美國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中國，今年就將超過美國，一躍而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效應氣體排放國。

　　國內一系列的環境污染事件成為經久不息的熱點話題。今年5月爆發的太湖藍藻事件——200萬人的生活用水因污染而中斷——只是頻頻告急的環境污染之一端。

　　2006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2006年中國COD(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居世界第一，全國七大水系監測斷面中62%受到污染，其中近一半屬劣五類水質，流經城市的河段90%受到嚴重污染；75%的湖泊出現富營養化；27%的近岸海域水質超過四類，已不適于工業和港口用水。大氣中二氧化硫年排放量超過環境容量的60%以上，酸雨區約占國土面積的1/3。全國1/4人口飲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

　　中國正在遭受著前所未有的環境壓力。

　　世界銀行估計，中國每年有75萬人因污染(主要是大城市的空氣污染)而早亡。

　　把環境因素考慮在內，經濟的高速增長也要大打折扣：世界銀行的報告估計，在2003年，污染的健康代價約為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即7810億元人民幣。這還不包括治理成本，以及當前不可持續發展對工業造成的未來成本。而國家環保總局曾表示，中國2006年的環保項目投資達到創紀錄的2570億元人民幣，相當于GDP的1.23%。但除了安裝基礎污水處理設施和減排設備外，這其中還包括公園和植樹支出。

　　環境污染日益加劇的原因中，政府主導經濟背后的政績驅動力不可小覷。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楊啟先對本刊記者如此分析其中的邏輯：官員的短期利益，再加上注重GDP等單一經濟數據的考核機制，使得官員更傾向于大上快上能迅速帶來高附加值的能源、化工項目，而這些項目往往是以極大的消耗資源、破壞環境為代價的。這也是一直以來資本及能源密集型行業的投資，在國家出臺一系列調控“過熱”政策下仍然飆升的原因所在。

　　國家環保總局曾經力推考核標準的綠色GDP，在今年年中因各界阻力太大，無疾而終。

　　盡管中國政府一再表示中國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在很多地方，這仍然被視為是無法避免的。甘肅徽縣鉛中毒事件中，一個地方官員就曾如此告訴本刊記者，“你看發達國家都是先污染，經濟發達了，有錢了再來治理，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而這些地方官員所打的，往往是“發展是硬道理”的招牌。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提出的這一論斷被一些官員歪曲。相當多地方官員將主要的精力與財政都投在了能帶來政績的工程上，這也是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率始終居高不下、內需拉動始終不足的一個原因所在。

　　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說，城鄉差距拉大、就業壓力增加、區域差距擴大、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社會的發展明顯滯后于經濟的發展等，很多都是由于發展觀的偏差所導致。這使得中國的進一步發展面臨著潛在的巨大風險。

　　科學發展觀的時代內涵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以及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被普遍認為是“與時俱進”。

　　其內涵，胡錦濤曾在被視為凝聚全黨共識的中央黨校“6·25”講話中有過闡釋:“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要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這意味著，十六大以來提出的環境友好型社會、資源節約型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城鄉統籌等，實質上都是科學發展觀的子課題。

　　而寫入黨章的科學發展觀能否發揮應有的效用，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對本刊記者說：更為關鍵的，不在于怎么說，而要看是在怎么做。

　　從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科學發展觀，各級政府和部門作了一些相應的努力。

　　在環境治理上，國家環保總局采取了“限批”“減排”等一系列措施。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明確目標：“十一五”期末單位國內總產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

　　但是，在具體年度的執行上情況并不讓人滿意。在今年的“兩會”上，總理溫家寶坦言：2006年的排污總量目標未能實現。

　　而在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上，盡管政府將對民生的關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歷史的慣性依然強大，在政府運行邏輯未得到根本改變的情況下，社會發展失衡——公共投入比例偏低，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貧富差距拉大的趨勢勢必無法得到根本扭轉。

　　在此種情況下，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說，這首先表明執政黨開始調整思路。

　　首先是發展為了什么的問題。這也是對一年以來大國崛起討論的一個回復：中國的發展不是為了大國雄風、彰顯國力，不是為了政府掌握與控制資源，而是為了生活在中國土地上一個個具體的人。

　　在建黨86年后，從中共一大的31名黨員，到現今每18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名共產黨員，中共執政面臨著如何能夠及時調整戰略、并且能夠將自己的戰略付諸實施的問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寫進黨章，是新歷史階段中共解決這一問題的努力的體現。

　　王海光說，這注定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科學發展觀的落實核心更主要的是一個治理結構的變化，“那涉及到如何改變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

　　而科學發展觀進入黨章，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中共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目標，則要看一個公共的、高效的、廉潔的政府能否建立。這有賴于中共黨內的一系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