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閱讀

　　辦公大樓不掛牌，400名民警分布車站、碼頭等案件高發地帶，身著便服，還不時化裝成擦皮鞋者、三輪車夫……昆明在全國首次成建制設立便衣分局，引起關注：他們是一支什么樣的隊伍？不穿警服、不亮警號，執法范圍如何限定，執法程序如何規范？怎樣對他們進行監督，自身安全又怎么保障？

　　收過二手手機、騎過三輪車、在銀行門口倒過國庫券……從警14年的楊平，是昆明市公安局便衣偵查分局一大隊副隊長。和以前從事的刑偵工作相比，楊平認為，現在的便衣工作，可以讓他“更純粹地體會到警察的職業感”。

　　作為我國首家便衣警察分局，2004年12月6日，昆明市公安局便衣偵查分局成立，設有5個大隊31個中隊。

　　為了隱蔽，分局辦公大樓沒有掛牌，局里的400名民警，每天大多分布在昆明的車站、碼頭、城中村及其他案件高發地帶。辦案過程中，他們身著便服，還經常化裝成擦皮鞋者、三輪車夫或是小商販等。楊平告訴記者，“我們每個民警都有一兩套舊衣服，便于執行任務。”

　　從“由案找人”到“由人找案”，警務模式新探索

　　“‘便衣’，主要是大中城市的公安機關針對反扒設立的。”昆明市公安局便衣偵查分局局長馬寧告訴記者，隨著城市建設的不斷加快，居民小區等社區管理的逐步改善，城市公共區域如街面犯罪等日益突出，盡管屬地民警的執法力度不斷加大，但發現一起、處理一起的公開管理方式，對于具有隱蔽性、潛在性的街面犯罪，還是存在一定局限。

　　2004年，依據“警務跟著警情走”的理念，昆明市公安局決定成立便衣分局，“便衣警察沒有特定的管轄區域，可以根據警情迅速調整力量，在研制、分析犯罪情報信息后，再決定投入的警力和地段。我們力求用最小的警務成本來獲取最好的管理效率，針對性、目的性很強。”馬寧說。

　　和其他警種相比，便衣分局沒有接處警任務，工作方式也從“由案找人”向“由人找案”轉變。“過去，警方一般是在發案并接到報警后再查找犯罪嫌疑人。便衣分局打破了這種傳統模式，根據獲取的情報信息，發案前就對嫌疑對象進行跟蹤偵查，在其作案時人贓俱獲。”

　　隱蔽觀察、秘密監控和跟蹤盯梢，是便衣偵查最基本的方法。去年，昆明鬧市區有盜竊團伙連續作案，群眾反響強烈。但由于直接作案人員多為未成年人，公安機關難于打擊處理。便衣分局在這些未成年人經常作案的地點，實行秘密監控和跟蹤，獲取了操控未成年人作案的幕后黑手教唆、收取贓款贓物的證據，將該團伙一網打盡，抓獲12名嫌疑人，追回財產損失達10余萬元，其中僅手機就有127臺。

　　馬寧介紹，便衣分局以構建大情報信息平臺為基礎，實現情報信息導偵、導控，以“人、地、事、物”來找案。如果犯罪事實不清、沒有充分證據，一般不準輕易抓人。此外，為保證足夠警力控制街面，便衣分局在組建時，就明確了“只偵查抓捕不辦案”的原則，分局抓獲的犯罪嫌疑人，一律交屬地公安機關處理。

　　便衣分局組建近3年來，共抓獲違法犯罪嫌疑人7244名，打掉盜搶犯罪團伙341個。由于便衣隊伍的加入，昆明市在總警力不變的情況下，主城區街面防控警力增加了16%，高發案區域防控力量增加了34%。

　　成建制設立便衣分局，執法權限引思考

　　說起便衣警察，昆明市民陳先生表示，好多年前看過電視劇《便衣警察》，感覺很有意思。“但是，如果現實生活中有不亮明身份的便衣警察來找我了解情況，我可能不會配合。問題大多會涉及個人隱私，我不知道你是誰，為什么要告訴你呢？”

　　“便衣警察的作用很重要，在公安機關中必不可少。”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告訴記者，便衣警察制度，在各國普遍存在，作用很大，特別是對于毒品犯罪、涉黑犯罪和盜竊犯罪，沒有便衣警察，很難偵破。

　　馬寧告訴記者，作為全國第一家成建制設立的便衣分局，昆明便衣分局是獨立的執法機構，有立案權、偵查權，至于執法權限、執法范圍，“凡是法律規定公安機關應該辦理的，包括治安管理在內，我們都可以辦理。”

　　而專家的意見有所不同。“便衣工作，針對的是偵查犯罪的需要，而不是用于維持治安。”姜明安認為，治安是行政案件，《行政處罰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法》都規定，進行治安執法，必須表明身份、出示證件，便衣警察執法并不適當。“凡是在治安中，很難與犯罪區分開的，比如盜竊、‘兩搶’等案件，因為可能或者已經涉及犯罪，便衣執法是有必要的。但是，明顯的治安事件，便衣不應介入。”

　　關于執法程序，馬寧表示，便衣民警的執法程序也要嚴格按照《刑事法》規定，在抓捕時先亮明身份。“有所區別的，就是在取證、調查過程中不暴露身份，會通過一些秘密偵查手段，如秘密走訪案發地，通過秘拍、秘偵等設備，為此后有針對性的打擊獲取證據。”比如，收集某區域倒賣自行車的證據，派出所民警一般會通過公開方式獲取情況；而便衣警察則會化裝成特定人群，主動尋找窩點，掌握窩藏、銷贓情況，方式上更隱蔽，信息也更真實。

　　“作為一名便衣民警，首先得練好兩項基本功：‘火眼金睛’和‘七十二變’。”馬寧說，“火眼金睛”，就是發現和識別犯罪嫌疑人的能力；“七十二變”，則是化裝成與工作區域相符合的身份，讓自己更好地隱藏到人群甚至犯罪嫌疑人中去。“便衣民警到案發地后，會先觀察人群的衣著特征，再有針對性地穿戴相似的服飾，找到利于拍攝的位置直接觀察。”

　　楊平也告訴記者，執行任務時，在衣著、言行上都要十分小心，“包括鑰匙，我們警察有個習慣，會把手銬鑰匙放在鑰匙圈上，如果不注意，就會出問題。”

　　專家建言完善法規，規范執法保障權利

　　“便衣警察的執法，應該用法律來規范。”北京律師劉曉原認為，《人民警察法》規定，警察的職責，主要是預防犯罪和打擊犯罪。“如果便衣警察濫用職權，同時又不穿警服，不亮警號，群眾如何對其進行監督？這是便衣警察執法存在的最大隱患。”

　　“目前，我國與此相關的法律法規還不完善。”姜明安教授指出，對于便衣警察，我國在《人民警察法》第十六條中有相關規定——“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察措施。”

　　“這種規定，相對比較模糊。規定指出，必須針對犯罪，也說明需要嚴格的批準手續，但是具體如何操作，沒有細化標準。”姜明安表示，法律的不完善，可能會導致兩個問題，“首先是濫用職權，導致對行政相對人權利、自由的侵犯；其次也可能導致便衣警察本身的安全缺乏保障。”

　　關于便衣警察的自我保護，姜明安指出，目前法律也沒有相關規定，便衣警察在執行任務時，該采取哪些措施保障自身生命安全，如果被提請民事或者刑事訴訟，法律如何對其保障，這些都還沒有法律規定。“我認為，便衣警察執行臥底、秘偵等任務，應該設計嚴格的方案，比如其他警察如何對其進行保護、出現問題誰來負責、如何追究責任等等。”

　　姜明安呼吁，應該加強關于便衣警察的立法，如果制定法律的條件目前還不成熟，至少可以制定法規或者規章，來明確其職權范圍、執法程序、自身保障和相關紀律等，“只有盡快立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陳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