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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屆東亞峰會召開之前，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面對東北亞最重要的兩國關系——中日關系，多出緩和言語。先是今年版的日本外交藍皮書中，將不會列入被視為圍堵中國的“自由與繁榮之弧”外交方針，再有福田康夫希望盡早訪華。東亞峰會期間，福田康夫將與溫家寶總理進行首次會談。在安倍晉三解凍冰封的中日關系之后，福田的舉動無疑贏得了對中日關系的更多樂觀猜想。

　　自2005年中日關系跌入近期低谷之后，在兩國政治家和民眾的共同努力之下，兩國關系開始進入一個相對快速的回升期。在這段回升期中，兩國之間的歷史問題和實際分歧雖然存在，但是兩國高層處理問題的態度十分積極，而處理的方式也比較緩和。這種回升模式已經被證明不可逆轉。福田康夫近期的積極舉措，一方面是其內閣穩健外交政策的體現，另一方面也是整體日本外交的需要。

　　但是，自二戰以來的國際政治史證明，兩國關系的發展不能有大起大落，只有進入一個相對平穩的階段才能夠得以長期發展。我們一方面感念于近期中日關系的快速回暖，另一方面仍然要冷靜思考，中日關系在快速回升的過程中，需要打好堅實的基礎。這是兩國關系能夠長期確定，不以日本國內政治變革而變化的根本所在。

　　中日兩國同為東亞地區大國，其經濟具有互補性、文化具有同質性，兩國軍事交流也開始起步，對于東亞乃至西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有同樣的需求，這些都是兩國關系確定性的外因。

　　但是歷次中日關系的起伏，其實都源于兩國政治不信任的內因。在這個問題沒有得到妥善解決的情況下，兩國高層和民眾的努力，常常會出現時間或者空間上的停滯。因此，中日之間的接近性，既可以放大中日兩國政治關系的穩定性，也有可能放大中日政治關系的僵局。

　　中日關系在知冷暖之后，必須要回答一個長久的命題，那就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向世界證明，東亞最大的兩個國家有穩定雙邊關系的辦法和途徑，也有處理區域矛盾和區域共同發展的能力。這既是中國的機遇，也是日本的機遇。

　　公元607年，日本首度向隋朝派遣了由高僧、學者組成的遣隋使團，拉開了中日間政治、文化、經濟等領域交流與合作的序幕，時至今日已有1400年歷史。1400年間，兩國歷史中留下的血淚，其實和兩國交往的禮物一樣多。因此，今日之中日關系，應當是一個廣植福田的國家間關系。所謂福田，不但暗合日本新首相的名字，更是中日關系之間巨大的可修補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