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陜西志丹縣李某、孫某，因編發一條“辱罵政府機關領導干部”的手機短信，被公安機關以涉嫌誹謗罪的名義逮捕。轉發此短信的4名科級干部，則被免職和紀律處分。

　　讀此新聞，人們會想起曾備受關注的重慶“彭水詩案”，其涉案人員亦曾因手機短信“誹謗”地方官員而被拘押。根據國內外刑法學界的權威觀點，誹謗罪所侵犯的客體為他人的名譽權益，也就是社會對個人的思想品德、工作能力、社會貢獻等所作的一般評價。面對類似的案件，人們會有幾點疑問提出：

　　第一，按照我國刑法第246條的規定，誹謗罪原則上為自訴案件，即由受害人自行向法院起訴，而在“志丹短信案”中，卻未經過法院裁判而徑由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明顯與法定程序不符。

　　第二，盡管刑法第246條有例外規定，即“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可進入公訴程序，但其主要是指侮辱、誹謗行為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殺的，或者侮辱、誹謗行為造成惡劣政治影響的情形。但從記者的調查來看，該案未見有類似情形。

　　第三，即便作為自訴案件的誹謗罪，其犯罪構成的一個客觀要件必須是情節嚴重，即侮辱、誹謗他人手段特別惡劣、后果十分嚴重或者影響很壞等情況。眾所周知，名譽權的利益核心在于社會的一般評價，而以短信的方式“誹謗”地方官員，其手段似乎難謂“惡劣”。

　　實際上，涉及地方官員名譽的“誹謗案”，尤其應該謹慎對待，公安機關更不該輕易介入。刑法通過懲罰一定的言論來保護名譽權的現實，意味著在名譽權與言論自由權之間存在著交叉重疊，所以，在誹謗罪的實際適用中必然要面對二者間的沖突。國外的經驗是，這種制約須視不同的對象作不同的處理。作為履行公共事務管理職能的國家公職人員，其名譽權應區別于普通人而受以適當限制，因為這類人員擁有特殊的地位、聲譽或職權，掌握較多社會公共資源，理應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以強化對其的社會輿論監督。

　　例如，美國聯邦最高院1964年的索利文訴《紐約時報》一案，即確認了著名的“實際惡意”原則，以平衡輿論監督權與公務員名譽權的保護。法院認為，在誹謗訴訟中，如果被誹謗者涉及的事項屬于公共議題，在其本身又具有官員身份時，則原告必須證明被告具有實際惡意才能獲得損害賠償。所謂實際惡意，即指被告明知不實性或“嚴重不負責任地不顧真實與否”。在“志丹短信案”中，如果涉案人員編寫短信僅基于批評政府的目的(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即使內容當中含有不實成分，官員和政府也應當履行必要的容忍義務，而不是動輒抓人入刑。

　　從權利順位來看，言論自由和名譽權均為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很難泛泛地斷定孰應優先。但是，當具體考慮到不同權利主體所處地位時，言論自由似乎更應當被強調和突出。按照這種理念，法國在上世紀60年代就從刑法中刪去了誹謗條款。需要指出的是，許多國家不再通過刑事立法保護名譽權，并不是這些國家認為名譽權不重要，而是把救濟方式轉向了私法責任，如此既可對被害人給予有效補償，同時又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以公法責任來壓制言論的做法。

　　我國現行刑法對誹謗罪已經設定了較為嚴格的犯罪構成要件，但對于什么是“情節嚴重”、“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還缺乏明確且權威的解釋。日后應以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的形式，對既有的法律規定作限制解，或者規定特殊的排除犯罪性事由，從而防止“誹謗罪”被擴大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