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務院批轉了《“十一五”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考核辦法》，將減排不達標跟政績掛鉤，“一票否決制”和“責任追究制”已經在文件的內容之列。看來，這次在環保問題上動真的了。

　　環保指標與官員政績掛鉤，以單位GDP能耗考核體系，這都是環保人士開出來的藥方，呼吁已久，終于成為現實。“十七大”提出的“生態文明”，不僅是正確的姿態，也確實體現了正確的決心，并且正在轉化為正確的行動。但是，仔細研究《考核辦法》的具體條文，考量現實規則，欣慰鼓呼之余仍有憂慮。

　　這套《考核辦法》中，最核心的內容是各地政府必須完成自己申報的減排指標。其中主要依賴的考核數據，是來自各地環保部門的統計結果。各地環保部門在當地政府的壓力之下，有足夠的動機在統計數據上作假。一個值得回味的細節是，當初編制“十一五”規劃、要求上報2005年的污染物總量數據作為基數，那時候“地方比較猶豫，不知道是多報好還是少報好，結果等數據上報之后，才發現不對”。由此可知，地方上報數據可多可少，這似乎已經是不需要特別解釋的事實。

　　使瞞報成為可能甚至成為必然的關鍵因素，是地方環保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從屬關系。在新的《考核辦法》中，相對更有監督動機的上級政府環保部門，只承擔抽查、監督的工作，這種監督的效率不高，很容易被隱瞞。1998年太湖“零點行動”聲勢浩大，許多媒體在現場直播，但媒體散去，之前已經宣布封閉的排污口立即重新被打開，大量的污水再次流入太湖。如果不是如此這般的“對策”，已經達標近十年的太湖也不至于在今年夏天爆發藍藻。

　　面對如此明目張膽的下有對策，上面手握的是官員官運的生殺大權。然而這個權力不可能頻繁使用，因為大量的行政工作需要下級官員去具體執行。實際的情況是，我們看到“一票否決”這個用語，相當頻繁地出現在政策文件中；但是遭遇“一票否決”的官員，并不那么常見。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一票否決”的威懾力自然要大打折扣。

　　當然，在理論上還存在一種可能，就是地方官員已經認識到環境保護的必要性，并且通過這《考核辦法》，已經確信中央政府保護環境的決心，他們自發自覺自律地去保護環境、改變經濟發展模式。但現實是，經濟轉型、擺脫對高能耗高污染產業的依賴，這個過程可能比較長、要經歷陣痛，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成功、更未必在官員任內收獲成果。雖然有了單位GDP能耗考核體系，但是GDP仍然是重要的政績指標，更何況，地方財政、地方社會發展與穩定都還對GDP增長有很強的依賴。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考慮到《考核辦法》所形成的環保激勵，地方官員的“政績理性”也還是更有可能讓他們趨于保守，回到原來的基本思路：保證GDP在先，保護環境在后。

　　中國的環境問題在本質上既不是觀念問題、也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權力結構的問題。但是，權力結構是事關全局的問題，遠非環保議題所能帶動、環保問題所能引發、環保力量所能爭取改變的。在當前的權力系統下，中央政府出臺的嚴厲新政，已經是對改善環境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不管怎么說，環保總局的圖章相對硬實了一些，總比環保風暴來得更有力量。

　　而環保圖章是不是夠硬，一個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能否將“一票否決”真正落到實處。只有“一票否決”變成強有力的現實，在中央政府強大的威懾力之下，地方的所謂對策才不敢再張狂，環保新政的目標也才有望達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