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深圳市把法治政府的目標具體化為一個指標體系來看，其核心仍然在提高政府機關制度化水平上，而非政府本身的合法性建設。這樣的指標所針對的對象叫“法制政府”好像更合適些。

　　據新華社報道，深圳已于近期出臺《深圳市建設法治政府總指標體系》(建議稿)，用來評價和推動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設。該指標體系主要從制度建設、機構職責與編制、行政決策、行政審批、行政處罰、行政服務及信息公開、行政監督、行政救濟、行政責任、財政管理等10個方面的法制化情況入手，設置評判指標體系。深圳市法制研究所所長周成新說，這些指標中，深圳市目前已完成一半左右，其余力爭三年內完成，實現率先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標。

　　近年來，指標體系的建設成為中國政治發展進程中的一股潮流。政府績效評價體系、廉政指標體系、法治政府指標體系等紛紛出臺。此前，國務院制定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中就提到了法治政府的一些具體要求，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當、高效便民、誠實守信、權責統一”的要求，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侵權要賠償”等。這本身就是一個評估下級政府的指標體系。而為了符合這個標準，地方出臺一個更加細化的規程，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從政治學理論來解釋，法治政府應該是指整個政府的設立、變更、運作都是合法化、規范化的。在這方面，我國一些政府機關顯然還有差距，因此，提出法治政府本身有其積極意義。但從已經下發的幾個關于法治政府的文件、以及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門所實行的推進法治政府的舉措來看，各地政府機關的法治政府建設似乎還停留在行政倫理、行政過程、行政規章上的自我完善層面，法治政府的核心是依法行政；而從深圳市把法治政府的目標具體化為一個指標體系來看，其核心仍然在提高政府機關制度化水平上，而非政府本身的合法性建設。這樣的指標所針對的對象叫“法制政府”好像更合適些。

　　不過，即便如此，我也贊同法治政府是一個積極的提法，它畢竟是對目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急劇變化形勢的一種積極的回應。在我們這個時代，市場經濟對政治體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公平交易的規則、誠信體系、法治環境、保護私有產權等。一些地方和部門嘗試用科學、規范的政治活動來滿足市場經濟法治、規范、公正要求的舉措就應運而生。

　　應該說，指標體系、科學管理、法治政府這些方面的改革對于以往的人治是一種進步，確實也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部分要求、實現規范管理的功能，但它并不能替代民主機制和法治安排本身。其實，要衡量一個社會是否達到法治社會，并不難，必須觀察的是司法，通過司法手段監督行政機關，并且在此過程中真正體現法律至高無上的地位，讓政府的行為更加符合法治精神，應是法治社會和法治政府應有的特征。但目前，地方法院、人大在財政、人事安排、行政級別等方面，與行政機關的關系還未理順，行政機關能夠單獨走法治化的道路嗎？

　　“五四”運動給中國現代化帶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且二者每每相提并論。其實這兩者還真的不能單獨實現。沒有法治精神的支撐，沒有來自司法和立法機關的壓力，即使再科學、嚴密、合理的法律和行政規章，其意義也是有限的。更有甚者，過多的法條規章并不是法治社會和法治政府，還存在激發更多矛盾的可能性。現在看，為了深化、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們不但需要“賽先生”為我們提高效率，恐怕更需要“德先生”為我們指引方向。

　　□唐昊(廣東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