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對于這一制度最為權威的闡釋，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對國家政權的參與，這在立法、行政和司法機關中都有體現。據白皮書介紹，2003年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以來，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共有17.7萬人當選各級人大代表。其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7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50人；省級人大常委會副主任41人，省級人大常委會委員462人；市級人大常委會副主任357人，市級人大常委會委員2084人。

　　截至2006年底，擔任縣處級以上職務的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共有3.1萬人。其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國務院部委辦、直屬局擔任領導職務副職18人；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有副省長、副主席、副市長24人；全國397個市(州、盟、區)人民政府中有356人擔任副市(州、盟、區)長；有35人擔任省級法院副院長和檢察院副檢察長，有141人擔任地市級法院副院長和檢察院副檢察長。

　　今年，中國致公黨中央副主席萬鋼和無黨派人士陳竺，分別擔任科技部部長和衛生部部長，成為對這一制度最有說服力的注解。民間的積極關注使它從一個政治議題演化成為街談巷議的社會話題，也讓協商民主的精神深入人心。

　　“存量”與“增量”

　　這些進程，幾乎都是在不事聲張的“增量”改革中完成的，與有些國家選舉過程中的張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毛壽龍教授向記者透露，很多國家的選舉民主只是停留在“嘴頭上”，聽著好聽，事實上并沒有落到實處，要么是屈從于壓力尋求保護，要么是不負責任地嘩眾取寵。這種被華而不實的空頭支票欺騙的感覺，也許只有身在其中的本國民眾才有體會。

　　而中國民眾體會到的，是實實在在、越來越多的實惠，這是中國共產黨主張將改革發展的成果與民共享的結果，這些成果正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取得的實實在在的“存量”。這個“存量”取得的一個大前提是，有一個包含政黨制度在內的優質上層建筑在背后推動。

　　當然，“存量”并不能保證這一制度一勞永逸的正當性。在如今這個價值判斷、利益訴求、文化訴求都趨于多元的社會里，與時俱進的要求同樣滲透到政黨制度領域里。迎接這種挑戰，中國共產黨的表現堪稱優異，其核心對策就是為我所用，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將自己的大門向社會上一切優秀分子敞開，包括私營企業主；二是廣開言路，擴大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力量之間的合作。

　　從1990年至2006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及委托有關部門召開的協商會、座談會、情況通報會達230多次，其中，中共中央總書記主持召開74次。

　　“統戰世家”出身的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培康在中央黨校《學習時報》上撰文表示，比起曾經擔任新中國第一任郵電部長和民革中央主席的父親朱學范，他在多黨合作事業中發揮的作用更切實、更積極，原因是他遇到了比父輩更好的多黨合作的環境。

　　這個環境的形成，依托于這樣的一個發展軌跡：1989年，中共中央頒發《關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首次闡述了有關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基本理論；1993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入憲；2005年，中共中央頒發《關于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2006年，中共中央頒發《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

　　而在這一軌跡之前，還有兩個時期讓歷史銘記：一是建國之初至195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曾經枝繁葉茂，多位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入主多個政府部門，共同開創了新中國民主政治的新局面；二是1956年后一直到“文革”結束，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遭到破壞，“瘸了腿”的中國政治進程開始左右搖擺，步履蹣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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