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2月10日香港高等法院再次預審龔如心遺產爭奪案期限的臨近，這起高達千億元的巨額遺產之爭再掀關注熱潮，同時也令一直以來關于是否應開征遺產稅的眾說紛紜話題又起。

　　早在2005年末至2006年，內地學界曾掀起過一段是否應立法開征遺產稅的熱烈討論。當時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發布了一篇名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一場靜悄悄的革命》的報告，指出造成目前中國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分配鏈條中的重要環節———遺產稅的缺失。但隨后財政部的有關負責人又在公開場合表示，遺產稅的開征條件尚不成熟，近期沒有開征遺產稅的立法計劃。

　　就遺產稅在我國的立法歷程來看，北洋時代曾曇花一現；新中國成立后，國務院1950年《全國稅政實施要則》規定要開征的14個稅種中，就包括遺產稅，但限于時勢一直沒有正式開征；1994年稅制改革時，遺產稅再次為人所關注，但僅開啟了十幾年的論爭；近年來，開征遺產稅的呼聲一直很高，每年兩會上都有不少代表和委員提出開征遺產稅的建議。而2005年末至2006年初，恰恰是香港地區取消遺產稅的時間。香港地區于2005年11月2日通過了《取消遺產稅條例》，并于2006年2月11日生效，正式取消了遺產稅。一時間，開征和不開征的兩種意見針鋒相對，不相高下。據中國財稅法學會會長劉隆亨回憶說，1994年遺產稅開征已列入相關部門的立法計劃，并且討論過很多次，拿出了立法草案。但當時財政部一句“條件未成熟”，便擱置了下來，一擱就是13年。

　　早在古埃及時代就曾出現的遺產稅，無疑是世界上“古董”級的稅種，近代遺產稅制度則始于16世紀末的荷蘭。然而，并不是只有當代中國才有是否應當開征遺產稅的爭論。人們都熟悉西方的一句稅收名言：世界上只有兩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一是死亡，二是納稅。這句名言還有易被遺忘的下句：只有一件事情比死亡和納稅更不幸，那就是死亡與納稅相結合的產物———遺產稅。可見，在世界范圍內，贊成與反對開征遺產稅的聲音從古至今都沒有停止過。

　　綜合目前國內對于開征遺產稅與否的兩方面意見，認為開征時機未到的反對意見主要集中在這樣幾條：一是產權制度基礎缺乏；二是技術標準難定，可能影響財富創造效率；三是中國人通常喜歡財產家傳，文化上難以接受強行征收。而贊同者則認為：我國富人階層已經出現，開征遺產稅有雄厚的現實經濟基礎；開征遺產稅可以降低貧富差距；遺產稅還可激勵社會贈與，促進公益事業，并且彌補個人所得稅制的一些不足。

　　作為一個典型的針對特定富人階層的稅種，遺產稅的制度價值本身如何，這一點對于判斷是否開征遺產稅以及何時開征遺產稅至關重要。遺產稅的要義不在于籌集財源，也不在于普遍的社會公平，而是對應于人類本性固有心理的某種符號，來反映現代政府對社會正義原則的把握。據了解，近代遺產稅16世紀末出現后，直至西方普遍進入工業社會之后才得到政府的重視和采用，并且在發達國家演變到相對穩定的后工業社會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公正性”示范效應。而香港取消遺產稅，則反映了遺產稅在特定經濟體中的效率損失超過了公平的政策效果，對資本流動與企業經營產生過多負面影響，是政府在效率與公平之間權衡的結果。

　　在目前備受貧富差距問題困擾的中國社會，開征遺產稅從其本意上來說應該沒有異議。但具體的稅制設計卻需要嚴格的標準，比如確定稅目時要限制好遺產的類型；遺產征稅的起征點要高，只能對那些超出繼承人生活需要之外的財產征稅；立法精神上應樹立尊重遺產、合理對待遺產的觀念。“讓遺產稅像消費稅那樣，發揮特殊調節的作用，而不是對納稅人的普遍調節”。

　　不過，討論歸討論，在全國人大以及財政部的下一個五年財稅立法計劃中，均未列入遺產稅這一項。看來，遺產稅的開征仍還是個沒有明確時間表的預期。( 陳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