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是南京人的祭日，70年前的這一天侵華日軍在南京發動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多年來，每逢這個日子，南京的上空總要拉響凄厲的警報。這是警示，讓我們不要忘了那一天的災難。但，僅僅記住災難是不夠的，災難的雙方亦即歷史的雙方，更要記住造成災難的原因，這比災難更重要。

　　中日戰爭對中方來說是侵略戰爭，以往我們把這場戰爭的原因歸結為軍國主義。其實，這并非問題的終結。軍國主義即國家軍事化，那么，為什么軍事會成為這個國家最重要的政治甚至是唯一的政治呢？軍國，軍國，問題的癥結不在“軍”而在“國”。就日本這個單一民族而言，國家即民族，民族即國家。因此，軍國也好，戰爭也罷，背后的根子一直可以通到包括我們自己也素以為褒的“民族主義”。如果說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出生于一定的民族，因此他或她對自己的民族產生血緣般的情感是自然的；那么，民族主義不然，它是被利益制造出來的。“主義”具有排他性，民族主義很容易把自己的民族及其利益擺在一個中心至上的位置，從而產生敵視其他民族的心理效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日本侵華戰爭顯然出于大和民族領土擴張的利益驅動，因此，一個過度張揚民族主義的國家，比較容易產生戰爭法西斯。

　　中國人認為的侵華戰爭，在日本人眼里肯定不是侵略，而是大和民族的大東亞共榮。軍事僅僅是手段，這樣就免不了殺人。南京屠城時有過兩個日本下級軍官的殺人比賽，后來在南京處死時，這兩個人未知反悔，卻高呼口號。我們眼中的殺人狂，在日本人那里儼然是“烈士”。看其行刑時的照片，也不過極為普通的日本人。可是普通人為什么卻成了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這就要看看那個國家給他們提供的國民教育是什么了。在我看來，那種教育顯然是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互為表里的愛國主義教育。

　　于是，我們看到，一名“神風特攻隊”隊員，登機作戰前給女兒留下這樣一份遺書：“‘素子’這個名字是爸爸給你取的，爸爸希望你成為一個素樸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等你長大了，想念爸爸的時候，就到靖國神社來吧。你在心里默念爸爸，爸爸就會出現在你的心頭”。遺書寫完，人即戰死，遺照也進了靖國神社。《東史郎日記》中那位東史郎當年出征中國，他母親什么都沒送，只送了把刻有文字的匕首，說：“這是一次千金難買的出征，你就高高興興地去吧。如果不幸被中國兵抓住的話，你就剖腹自殺。因為我有三個兒子，死你一個沒關系。”也許我們驚訝，世上居然有這樣的母親，如此深明大義。當然她所深明的顯然是她那個民族國家的大義。且不說，在國家民族面前無個人，這種教育本來就很成問題，同時她事實上也很難想到她兒子所參與的戰爭，對另一個民族國家的無數母親意味著什么。是的，民族主義是自私的，它眼中沒有其他民族，只有它自己。在那種狂熱偏狹的國民愛國主義教育中，東史郎聽了他母親的話，“覺得母親特別偉大”，他在心里發誓：“要欣然赴死”。不難想見，這些連死都不懼的人，在中國土地上，將是多么不憚于他們的戰爭作為。

　　就日本言，從國民教育的角度反思這場戰爭，應該看到，一個國家不僅要提供民族國家的教育，更應當推廣普世價值的內容。愛國家，同時愛人類。博愛、人性、人道、珍惜生命等都是具有普世性的基本價值。胡適當年留美，在超越國族的意義上聲稱“我是世界公民”，今天更應成為一種普世追求。以普世眼光看，當年為國征殺的日本兵犯下的屠殺罪，是一樁“反人類罪”。這種罪行不僅在于它殺害了某個城市某個民族的人，更在于它的殘害是針對人類本身和人類全體。因此，我不僅是作為一個南京人憎惡南京大屠殺，同時更是作為人并且為了人而對它聲討。這是出于人與人相通的“物傷其類”的感情。然而，遺憾的是，從國族角度，反人類的罪行卻可以轉化為民族國家的英雄業績，故幾十年來靖國神社總是要祭奠那些戰爭亡靈。這里殊不難看出國族和普世這兩種價值間的內在緊張。相對而言，國族教育如果是必要的，普世教育卻顯得更重要。前者并不難，畢竟有血緣支撐，后者卻需要超于血緣之上的價值理性。

　　問題是這種超越何其艱難；更成問題的是，這種艱難僅只針對一個大和民族嗎？ 文/邵建 （作者系南京曉莊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