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了解，“釘子戶”事件最終達成了秘不示人的和解，誰是誰非亦因此成了一筆糊涂賬，這使許多關注這一事件的公眾頗感失望。但真正的遺憾卻在于，面對《物權法》頒布之后的鮮活事件，“公共利益”錯過了一次檢測的良機。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任由“公共利益”存在不同理解的各個主體繼續猜想下去，類似的“釘子戶”事件仍將在我們的生活中重演。“住改商”：禁，還是不禁

　　“業主的建筑物區分所有權”———這是《物權法》中頗為拗口、也是無數業主最為關心的章節。從不同性質的產權劃分，到業主大會、業主委員會的功能，再到車位、車庫歸屬等小區熱點問題……《物權法》的觸角深入到了小區矛盾的方方面面。

　　《物權法》出臺后，錯綜復雜乃至血腥不斷的“小區糾紛”都能迎刃而解嗎？弱勢的業主或準業主從此能享受“無痛置業”的快樂嗎？不可否認，《物權法》的確“烹飪”了一桌“維權的盛宴”，不過，當我們細細品味一些權利的“滋味”，也許并不都能得到樂觀的結論。

　　北京西郊F小區的厲先生最近煩惱無比。六年前，厲先生用拆遷款在F小區購房時，特意選了位于底層的一套三居室，準備讓工作極不穩定的妻子伺機做點小買賣。兩個月前，妻子果然失業回家，夫婦倆一商量，決定將客廳改造成一個24小時便利店。

　　厲先生的開店計劃得到了鄰居們的普遍支持，畢竟“以后買油鹽醬醋可以少跑一些路”，但是，住在六樓的老劉卻堅決反對，理由是：“如果店里的燈光24小時開著，他晚上無法睡覺。”為此，老劉三天兩頭跑到物業公司拍桌子，逼著物業出面阻攔。

　　厲先生心里明白，老劉跟他鬧別扭的真正原因是半年前，老劉養的狗在厲先生家門口隨地拉屎，兩人曾發生過一次不愉快的口角。“他住在六樓，我房間里的燈光連二樓、三樓都影響不到，怎么可能妨礙他睡覺？”厲先生憤憤不平地說：“他到物業告狀時還拿著《物權法》，說自己是利害關系人，沒有他同意我就不能開店。他算什么利害關系人？”但生氣歸生氣，連厲先生自己也說不清究竟哪些鄰居才算是“利害關系人”。兩個多月過去了，便利店依然擱淺，讓他去向老劉求和，拉不下這張臉皮，徑自把店開起來，又怕鬧出更大的事端，厲先生苦笑著向筆者抱怨：“看來《物權法》只能保護老劉的‘睡覺權’，不能保護我的‘開店權’。”

　　住宅改作商業用房或辦公用房，即俗稱的“住改商”、“民宅商用”，是許多城市極為普遍的現象。隨著人們對居住環境的要求日益提高，“住改商”的弊端也逐漸凸顯。比如，開辦公司造成小區車位緊張、電梯擁堵；開辦餐館飯店帶來油煙和垃圾污染；開辦歌舞廳、美容院除了產生噪音，還可能因進出人員復雜而埋下治安隱患……凡此種種，令許多小區居民對“住改商”極為反感。據北京市朝陽區法院統計，僅在2005年，就受理了105起“住改商”糾紛。

　　雖然反對者眾，但支持“住改商”的亦不在少數。畢竟，在小區內開設的便利店、干洗店、小賣部等等，既不影響小區居民生活，又給他們帶來了極大的生活便利。在廣州等地，一些住宅小區底層的“住改商”經過長期發展后，已經形成規模化的特色商圈，融入當地居民生活。因此，一刀切的取締并不合適。

　　利弊參半的“住改商”，令許多城市進退兩難。在廣州，2000年曾對“住改商”發布禁令，2002年解禁，2005年又再次恢復禁令。如此反反復復，許多商戶根本無法安心做生意，只能感嘆“做一天算一天”；在成都，就《成都市物業管理條例(草案)》召開的聽證會上，“住改商”成了最炙手可熱的論題，10位聽證代表竟為此激辯了100多分鐘。

　　在《物權法》制定過程中，民間對“住改商”也出現了“絕對禁止”、“有限容忍”、“完全放開”三種截然不同的聲音。《物權法》的最終抉擇是，“住改商”除了需要遵守法律、法規以及管理規約，“還應當經有利害關系的業主同意”。

　　尊重業主對“住改商”的自主選擇權，就是尊重民法的自由、平等之理念，《物權法》這一立法決策的良好初衷毋庸置疑。問題是何謂“有利害關系的業主”？如何征求有利害關系的業主同意？諸如此類的細節，《物權法》并沒有提供答案。

　　有人質疑說，《物權法》雖然給“住改商”留了一條“活路”，但相關條款在實踐中幾乎不具有可操作性，等于堵死了“住改商”。亦有人提出，與其對“有利害關系的業主”扯不清道不白，不如在《物權法》中嚴格限定“住改商”的產業類別，明確哪些便民利民的產業可以進入，哪些嚴重擾民的產業不得進入。

　　耐人尋味的是，《物權法》出臺后，一些地方立法為了不與《物權法》相抵觸，紛紛改弦更張。典型的一例是，《物權法》出臺后僅僅一周，《北京市房屋租賃管理辦法》草案就刪除了“民宅禁商”的規定，但僅僅是刪除而已，該草案未對公眾關心的“住改商”再有任何表態。有人因此戲言：北京的地方立法者把“住改商”這個燙手山芋又扔還給了《物權法》。

　　看來，在更加精細的立法浮現之前，“住改商”禁還是不禁，仍然是一個問題。(阿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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