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臨汾市市長李天太因洪洞“12·5”特大煤礦事故被免職。山西省委免職通知上說，鑒于在洪洞縣“12·5”特大煤礦事故中，臨汾市人民政府在安全監管方面負有責任，12月18日，山西省委常委會議研究決定，免去李天太同志臨汾市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提名免去其臨汾市市長職務。(12月19日人民網)

　　近年來，在山西發生的礦難不斷，而因礦難被免職的官員，臨汾市市長李天太并不是“第一人”。此前，同樣是在臨汾，因余家嶺煤礦瓦斯爆炸事故，堯都區區長等7名官員被臨汾市委常委會決定“免職”或“建議免職”；左云縣縣長張明生也因礦難被免職。只不過，此次李天太的“級別”較高而已。

　　近年來，礦難之聲不絕于耳，根據國家安監總局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1日到12月16日，全國發生8起特別重大事故，死亡369人，同比增加1起、106人，其中煤礦發生4起，死亡201人。全國發生重大事故81起，死亡和失蹤1193人，其中煤礦26起，死亡和失蹤394人。面對這些沉重的數字，以及礦難不斷的悲慘現實，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痛心疾首，痛罵與斥責地方官員。但是，痛罵與斥責的效果似乎不太明顯，原因就在于，痛罵與斥責過后，地方官員仍“巋然不動”，沒有受到任何懲處，地方官員自然難以引以為戒，依然我行我素，導致礦難依舊不斷發生。

　　礦難的發生，一方面與黑心礦主的利欲熏心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我們的官員監督不力有關，甚至為礦主提供“官方”保護有關。而對官員的監督不力，處罰不夠，是導致官員失職、瀆職的根本原因。由于沒有足夠的懲處措施，一些官員對礦難不是充耳不聞，就是無動于衷。發生礦難后，向群眾檢討大概是最嚴厲的追責了，因此，不能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負責左云礦難搶險的一位專家曾經分析說，“現在一些官員和礦主在事故發生后選擇瞞報，說明瞞報的風險小，成本低，不易暴露，一旦暴露，受到的處置不足以震懾他們。要杜絕礦難瞞報，就要充分加大瞞報的成本，嚴厲處置瞞報行為。”這種狀況同樣適用于礦難監管，正是因為官員的“風險小，成本低，不易暴露”和處罰不嚴，才導致了官員的責任心不夠，監管懈怠，甚至成為礦主的保護傘。

　　此次臨汾市市長李天太被免職，因礦難免職的官員“級別”又上升了一級，這是一個信號，說明只要負有領導責任，不管他的職務有多大，級別有多高，他都要為自己的失職或瀆職負責。而這也是中央加大礦難查處力度的一個體現。而全國發生這么多礦難，又有多少官員受到這樣的追責？而免職只是斷了官員的仕途，對官員的懲戒力依然不足，除了免職以外，對造成重大影響的，構成犯罪的，還應該追究其刑事責任。只有這樣，才能讓官員感到切膚之痛，也才能對其他官員起到警示作用。如此，提高了官員的責任心，把預防礦難當作自己的政績來抓，何愁我們的礦難不減少？何須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四處奔走呼號，怒罵斥責？

　　作者：池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