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黑官員一旦和黑惡勢力相勾結，將會嚴重破壞經濟秩序和社會治安，極大地損害法律的權威，加重官員的腐敗，對黨群關系和干群關系造成惡劣影響。

　　據《廣州日報》報道，11月21日，公安部一名副部長帶領數百名武警戰士和公安特警，將橫行廣東省陽江市近十年的兩名“黑老大”許建強、林國欽一舉抓獲。媒體也代公眾發出嚴厲的追問：連街頭孩童都知道的林、許黑幫，何以能夠生存十年？何以能夠發展壯大？

　　12月6日，陽江市人民政府新聞發言人否認黑幫案保護傘被鎖定說法。陽江當地政府官員到底有沒有涉黑，官方沒有直言。消息一出，民眾仍然質疑聲不斷，輿論已經不是指責當地政府不作為，而是在質問當地個別官員涉黑情況。

　　其實民眾這種帶有懷疑的猜測和推斷，并不是空穴來風。近年來，一些涉黑案件的背后，我們不時能看到個別政府官員充當“黑幫保護傘”的身影：據《京華時報》報道，房廣成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第一個涉黑官員。而在通州地區，房廣成的頭銜是梨園鎮副鎮長；在這個新興地區的繁榮商業圈內，房廣成又是身家千萬的老板；而在通州橫行霸道、為非作歹的流氓團伙口中，房廣成又是被叫做“三哥”的黑老大；據《廣州日報》報道，楊樹寬是唐山市古冶區一無業游民，為牟取暴利，他拉攏腐蝕個別公安干警為其提供武器裝備。唐山市公安局某處副處長與楊關系密切……

　　官員一旦“涉黑”就難以自拔。在利益的驅使下，變質的個別官員會拼命為黑社會犯罪團伙提供保護，并主動替犯罪分子銷贓滅跡，掩蓋罪行，對國家和社會危害甚大。因此，官員涉黑現象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從《刑法》所規定的罪名和刑罰來看，對于政府官員涉黑，法律上的打擊不可謂不嚴厲。

　　我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包庇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或者縱容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而，幾乎隨著每一個黑社會性質案件的偵破和審判，都伴隨著一批官員的紛紛落馬，浙江的張畏案、遼寧的劉涌案、湖南的曾錦春案、廣東的陳毅鋒案等黑社會性質案件，無不如此。這是為什么？

　　黑社會組織生長的土壤是如何形成的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界定“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特征之一便是“通過賄賂、威脅等手段，引誘、逼迫國家工作人員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活動，或者為其提供非法保護”。那么，政府官員涉黑的復雜原因也只有從黑社會組織形成的原因上來發掘。

　　首先，這與改革開放以來政府的社會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失靈有關。伴隨改革開放而來的是社會轉型的加劇，政府權力退出了一部分市場，但與此同時，市場發育并不充分，我國市民社會并未日漸成熟到能夠實現社會自治的程度，而且與市場經濟配套的法規并沒有完全建立，這就在政府與社會之間形成了大量的權力的灰色地帶。在這些灰色地帶，政府的合法、正式的權力正在退出，而合法的社會權力卻沒有形成，灰色地帶的正式權力的匱乏無法滿足其秩序需要，作為非正式的替代權力的黑社會組織便產生了。黑社會組織模仿正式行政組織的結構，并壟斷法外暴力，制定獎懲規則，因此也能夠形成和維持一定的非法秩序，這是黑社會組織產生的社會根源。

　　其次，黑社會組織的產生還有其深刻的經濟根源。在建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由于其追求經濟效率和競爭性，產生了大量的失業者、無業游民、居無定所者、流浪者等等。他們在社會底層集聚，而國家又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這些社會底層的生存權利通過合法、正常的組織無法得到滿足，便形成了非法暴力集團，通過壟斷法外暴力來攫取高額的利潤。

　　正是因為上述根源的存在，我國的黑社會組織存在生存的土壤。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黑社會性質的犯罪主要是砍、殺、砸、搶以及收保護費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而到了本世紀，黑社會組織通過對黃毒賭、地下錢莊等非法產業的資金累積，已經逐步實現原始積累，正向公司化、企業化轉變。這時黑社會組織逐漸演化到了高級形式，便產生了合法化的需求，不僅在經營形態上采用了合法的公司化形式，而且逐漸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合法產業鏈條，然后組成有影響的產業集團，最終向政治領域滲透，以實現“黑金”的漂白，完成合法化。

　　黑社會組織發展到其高級形式之后，如果缺乏足夠的法律空間，勢必難以生存、發展。因此，必須尋求法律上的空間。對于黑社會組織而言，立法上獲得法律空間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在執法和司法上尋求法律空間。當黑社會組織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之后，便具備經濟實力來實現其法律空間的擴展，如公安部副部長張新楓所說:“在具有一定經濟實力后，黑社會組織往往不惜重金向政府機構滲透，拉攏腐蝕國家工作人員，建立盤根錯節的關系網，尋求非法保護。”

　　個別官員涉黑緣于“理性選擇”“黑白通吃”

　　那么，為什么個別政府官員愿意滿足黑社會組織的這種非法需求呢？

　　首先，政府執行力不高，法治不能令行禁止。這直接導致個別官員接受黑社會組織賄賂、為黑社會組織提供非法保護，而被刑罰制裁的風險系數很小，在非法暴力所帶來的暴利面前，個別政府官員作為“理性人”自然會作出“理性的選擇”。

　　其次，政府官員所掌握的權力在個別地方已經不是唯一的權力，黑社會組織的權力已經變成了公開的“第二權力”，針對某些區域、某些對象，黑社會的權力效力甚至超過了政府權力，這時的政府官員為明哲保身或者為了其他利益的攫取，可能會與黑社會組織的權力達成妥協并結合起來，在當地形成“黑白通吃”的權力類型。

　　再次，個別政府官員的道德良知和職業操守都存在很大問題。黑社會組織奉行的是赤裸裸的強權法則、暴力法則和利益法則，暴力、權力和資本的三位一體，對人權和法治構成了極大挑戰，實際上是對現代文明的一種反叛。作為政府官員，其道德水準應高于社會的普遍水平，然而竟愿意與黑社會組織同流合污，實際上突破了作為一個現代法治國家公民的道德底線。

　　因此，如果要消除黑社會組織和涉黑官員這類社會丑惡現象，除了加強法治建設之外，還要注重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消滅黑社會組織的社會根源和經濟根源。(作者分別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