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行于思想國】

　　當圖像代替人們思考，那么人便成了一種消費圖像的工具，而不是自由思考的公民。影像真實并不等于客觀真實，它充其量只是一份論證客觀真實的材料，只是借助圖像來理解世界更意味著一種精神上的貧困。

　　2007年即將結束時，有網民列出了幾則最有核心競爭力的年度笑話新聞。這些笑話的特點是“它本來不是個笑話，最后卻成了笑話”。而在十多項笑話新聞中，首屈一指的是“盛世出國虎，虎嘯振國威”。這個新聞講的是陜西農民周正龍拍攝的“華南虎”，引起巨大爭議，認為這只華南虎可能不過是翻拍自幾年前的一張年畫。

　　拜網絡之所賜，如今幾乎每一個熱點新聞事件，只要它具有一定的戲劇性，便有可能會遭遇“惡搞”。所以，自從周正龍先生騎著他的“華南虎”橫空出世以來，網上很快出現了許多與他相關的“惡搞照片”。在這方面，我印象最深的莫過于“我拍到了周老虎”系列。其中一張是一只老虎倚在樹上，手里舉著一個相機，而鏡頭的前方，滿臉堆笑的周正龍正蹲在了灌木叢中。

　　各類題材中，相關惡搞照片還有很多。過去，照片是一種回憶過往或者宣傳的方式，而“惡搞”照片出現后，它同樣變成了一種說理方式。當人們厭倦于長篇大論與起承轉合，于是便借用圖像處理軟件來完成對原始照片的解構與意義重組。

　　在網絡與影像技術流行的時代，你完全可能因為自己無意的一瞥，翻開歷史多情的一頁。網上著名的惡搞版“小胖”，卻從另一角度向人們展示了他那成功的“一瞥”。成千上萬的PS使“小胖”成為網絡紅人，還經常到電視臺去做節目。其背后的推力所見證的正是人們解構和重組意義的熱情，當然也不乏操控影像世界、“重新造人”的隱秘野心。

　　人類一定是世界上最“色情”的動物了。無論是愛自然之美、人體之美，還是愛未來(烏托邦)，其實都不外乎“好色”。當然，我這里所說的“好色”，實際上是指對美的向往與追求。而這背后，無論是為美瘋狂，還是娛樂至死，驅動者莫不是人類所特有的觀賞的欲望。顯然，這種欲望在影像技術發明后被徹底釋放了。由此人們進入了一個由影像織起來的，可以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二手世界。

　　有人曾經用八個字總結中國人隨團旅行：“上車睡覺，下車拍照。”相機的存在無疑縱容了人們的走馬觀花，不求甚解。無論到哪里都是聽取“咔”聲一片，而很少有人會為了一個細節在現場刨根問底。有關旅行的感悟，似乎也只是對精品相片的補充，而不是相反。人們不再書寫旅行日記，拍照代替了一切，甚至代替了思考。圣埃克絮佩里在《小王子》里說，“不要用眼睛看，而要用心靈看”。而相機的無節制使用，使之變成了“不要用眼睛看，而要用相機看”。膠卷、數碼存儲卡讓人們將世界裝在口袋里，而不是裝在心里。人們用成千上萬的相片來實踐“用客觀世界說話”，但是主觀世界卻在自己疲于奔命的拍照中被驅逐了。

　　照片既有證據的功能，又有抒情的功能，這也決定了它對人的思想或者觀念上的說服與征服會更直接，也更強烈。由于人們傾向于“眼見為實”，以至于許多人都相信沒有照片的紀念是不完整的。正是出于對照片(或者形象)的說服能力的推崇，甚至像孔子那樣今人無緣得見的古人，還有人為他制造出所謂“標準像”來愚弄大眾。

　　在這個條件優越的“讀圖時代”，人們對觀賞的熱衷遠遠大于閱讀。這也是為什么許多人愛看清宮劇而不讀歷史書的原因所在。這種區別是顯而易見的。同樣是爬山，閱讀是拾級而上的探索，舒疾由心而動，而觀賞則更像是坐著纜車看風景，只求隨遇而安。當圖像代替人們思考，那么人便成了一種消費圖像的工具，而不是自由思考的公民。

　　回過頭我們再來看“周老虎”事件，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那張“年畫虎”會被制造者奉為征服世人的工具。有希望的是，盡管照片被視為對客觀世界的翻拍，但人們并不迷信照片的表象，而是直指表象背后的意義。如果意義與表象不能重合，任何瞞與騙都有可能被揭穿。正是在此基礎上，我們看到人們質疑周老虎以及隨之而來的“惡搞圖片”所具有的積極內涵。

　　影像真實并不等于客觀真實，它充其量只是一份論證客觀真實的材料，只是借助圖像來理解世界更意味著一種精神上的貧困。早在1977年，蘇珊·桑塔格便在《論攝影》一書中談到：嚴格說，一個人絕不會通過一張照片而理解任何東西。通過靜止的照片獲得的知識只是一種廉價的知識，因為攝影的行為乃是一種“佯裝的挪用”，一種“佯裝的強奸”。當工業社會將其民眾轉化為“形象癮君子”，影像也便成了最難抗拒的精神污染形式。生活在19世紀的馬拉美曾經斷言世上存在的萬物是為了終結于書本，而桑塔格則一針見血地指出，如今萬物的存在是為了終結于照片。

　　法國導演戈達爾曾經拍過一部名為《卡賓槍手》的經典電影：兩個農民為了發財參加了國王的軍隊，但是，最后他們當做寶貝帶回家的只是一箱子明信片。所謂美好的世界，在那里不過是一堆關于遙遠世界的幻象與碎影。這些照片雖然或多或少地折射了這個世界，卻永遠也不會真實到可以讓人搬進去居住。

　　作者系資深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