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處在憤懣之中的綏德縣職業學校校長高勇，想必這兩天心情舒暢了許多。

　　在陜西榆林市委的過問之下，高勇為學生助學金追縣長簽字被拘事件，有了令人欣慰的轉折——

　　高勇的停職和行拘處分被撤銷；縣長、教育局長、公安局長向校長道歉，縣長向市委檢討；綏德縣領導班子組織學習班，學習十七大報告和胡錦濤總書記關于執政為民的論述；市委、市政府組成調查組，對該事件進行調查，并依法追究責任人……

　　短短不到10天，“綏德事件”調查之迅疾，處理之認真，總結之深刻，超過了人們的最初期待。這種撥亂反正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停職、拘留事件對政府的負面影響，給社會輿論一個交待。

　　這是互聯網時代，又一起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生動實例——正是因為新聞媒體報道和互聯網的廣泛轉載，因為讀者和網民的強烈關注和批評，縣長與校長的“公務風波”，才引起上級的“高度重視”，才有了事件的逆轉和問題的解決。

　　這也是民主政治進程中，權力與輿論監督關系的現實注解——可以想見，如果沒有媒體的監督，綏德縣教育局和公安局的權力邊界，就不會受到挑戰；行政長官的以權壓法、有關部門的濫用職權、某些官員內心深處的特權意識，就不會如此清晰地進入公眾視野，更不會被置于法律的程序中處理。

　　因此，令我們欣慰的，不僅是榆林市委對綏德縣政府“濫用權力”的嚴厲批評，更有一級政府對輿論監督的態度。

　　面對輿論，正視問題，及時“施治”，雖讓某些官員臉面受損，卻維護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依法追究責任人，更是在重申公權不容濫用。在曠日持久的“華南虎事件”之后，綏德的“解決之道”從另一個角度，提出政府該如何回應公眾質疑、面對輿論監督。它告訴我們，切實解決群眾關切的問題，整頓吏治，才能消除“負面報道”的源頭。

　　然而，我們還不能歡呼監督的勝利，在健全的權力運行和監督機制面前，這種事何勞上級市委連夜趕赴綏德過問？這一事件的轉折，又怎會如此依賴上級領導的推動？

　　實際上，對輿情的反應，對監督的態度，直接檢驗著政府“權力”與公眾“權利”二者之間的真實關系，因而也最鮮明地體現“執政為民”的現實狀況——

　　輿論監督的本質，是公眾通過報紙、電視、互聯網等多種形式，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如果我們的干部對輿論諱莫如深，對民意置若罔聞，又怎能期望他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

　　這就是我們黨提出“建立社會輿情匯集和分析機制，暢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強調“發揮好輿論監督作用”的原因。有效的監督，是保證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也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標志。

　　在處理“綏德事件”之后，榆林市委書記特別感謝“新聞媒體和社會各界的監督，使榆林的政治文明建設和干部素質整體向前推動”。

　　確實，歷史的鴻篇巨制，從來都源于日常的點滴書寫；民主政治的時代課題，呼喚更多具體事件的“推動”。

　　愿“綏德事件”不僅對榆林有所觸動，還讓更多地方由此深思，引以為戒。(盧新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