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政府官員”開始取代“我只是一個學者”　“賣米教授”三回蘭考掛職

　　核心提示

　　自2003年8月首次掛職蘭考以來，近日，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何慧麗第三次來到蘭考縣掛職。這一次，這位因賣大米而揚名的學者已是官升一級，躋身蘭考縣委常委。經歷了“副教授——副縣長——副教授——縣委常委”這一輪回，何慧麗和她的新農村建設思路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在何慧麗看來，這是一種從學者式試驗探索到政府式實踐推廣的轉變，也是一種從過多依賴知識分子力量到呼吁更多社會力量參與的轉變。

　　在具體運作方面，何慧麗開始引導農民進行商業化嘗試，不再有當年“被動”賣米的無奈和迷茫。而在自我意識中，“我是政府官員”開始取代“我只是一個學者”，成為她給人印象最深的一句話。

　　從副縣長到縣委常委

　　1月7日，何慧麗從北京來到鄭州，拜會了河南省畜牧局、鄭州市農業局等單位的相關官員。

　　1月8日，何慧麗帶著30多名鄭州市民回到蘭考縣三義寨鄉南馬莊村，舉行互動式的城鄉合作聯誼活動。

　　剛剛進入2008年，何慧麗，這位因賣大米而揚名的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第三次回到故鄉河南，重新延續4年前自己開啟的新農村建設試驗。但這一次的回歸，明顯帶著一些改變。

　　從2003年掛職蘭考初涉新農村建設試驗，到2005年底在北京幫南馬莊農民賣大米而揚名，再到這一次回歸蘭考縣，何慧麗經歷了從“副教授——副縣長——副教授——縣委常委”的輪回。

　　當然，這種輪回是一種螺旋式上升的輪回，也與“理論、實踐、再理論、再實踐”等學術研究的基本模式相吻合。

　　對于何慧麗的回歸，蘭考縣新農村辦公室主任任惠民說：“我無權評論上級的工作安排，但邀請何慧麗教授回到蘭考，并升任縣委常委，肯定是上級政府對她的一種肯定吧！”任指出，何慧麗對蘭考縣新農村建設的貢獻是人所共知的，這從南馬莊這些村民對何慧麗的歡迎程度上也可以看出。

　　開封市委黨校副教授陳括認為，雖然自己在具體觀點上與何慧麗有沖突，但何的回歸，對蘭考縣的新農村建設肯定是一種利好，開封方面對南馬莊進行無公害大米等專業化合作社的運作一直很滿意。

　　何慧麗自己也坦言，對于一個掛職鍛煉的學者來說，開封市委的這種安排應該是對她之前工作的肯定。對于更深層次的原因，何認為，這與地方政府對新農村建設政策的認識改變有關。

　　何慧麗分析說，兩年前，中央首次提出新農村建設時，關于新農村建設的思路、模式并不明朗，大部分地方政府也都對這一政策保持了較為謹慎的態度。“專家、學者們也都是在進行試驗、探索，包括我自己，4年前在蘭考掛職時，為什么沒有發動政府參與，也是因為自己也在嘗試。”何慧麗說。

　　何慧麗認為，因為政府一旦發力，就會以制度化的名義進行實踐。所以，政府在發力前必須要進行必要的試驗，并對試驗結果進行有效的評估。因此，在形式不明朗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不愿參與是很正常的。

　　學者探索變為政府推廣

　　“我是政府官員。”這是何慧麗留給記者印象最深的一句話。這與4年前，記者初次見到何時，她一再聲明自己只是一名學者、一名知識分子的態度，有著鮮明的對比。

　　與這個對比并存的是何慧麗思路的變遷。何說，4年前，她只是在做一種學者式的試驗、探索，這一次，則要進行一種政府式的實踐、推廣。

　　“這其實也是開封市委的想法，他們想把南馬莊等地方的試驗成果復制到更多農村，他們已基本認可這些發展思路。”何慧麗說。

　　何說這些話的主要支撐是，在過去的4年多的時間內，在她的引領下，蘭考縣新農村建設試驗確實取得了一些不可忽視的成績，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實踐經驗。自2003年7月到蘭考縣掛職以來，何慧麗和一些積極的農村精英先后在三義寨鄉南馬莊村、城關鄉陳寨村、架子鄉賀村、儀封鄉胡寨村、閻樓鄉大李西村、許河鄉蔡姜樓村等進行組建村莊經濟合作社、文藝隊和老年人協會的鄉村建設試驗，寄望于以“農民合作”的方式達到“農民自理”。

　　數字似乎更能說明蘭考人對新農村建設的熱情。以前蘭考縣只有4個合作社，現在有40多個。

　　而在這些數字背后，著名三農專家、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和何慧麗等學者還以蘭考縣為載體，先后進行了縱橫兩方面的深化探索。

　　在城鄉互助的縱向合作方面，借助“購米包地”、“新農村建設旅游”等制度創新，成功地將一部分城里的文明消費者和村莊里的合作社社員聯合了起來，有效實現了城鄉互助合作。而在橫向發展方面，經過4年多的摸索，蘭考縣已然形成了經濟合作社和社會文化社團組織的效益化發展。在資金互助項目、統購統銷項目穩步發展的同時，形成無公害大米、原木畫、胡蘿卜、葡萄、豬飼料等規模產品，并拉動了秧歌隊、腰鼓隊及老年人協會的發展。

　　也許正是這些有益的嘗試讓開封市委、市政府看到了新農村建設思路逐漸明朗化的趨勢，他們再次邀請何慧麗回到蘭考，延續并完善曾經的試驗，并將成功模式進行有效的復制。

　　何慧麗說：“政府已經看到城鄉和諧共建的重要性，也開始意識到‘除了招商引資，新農村建設同樣重要’，不然真會出大事。”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何慧麗實現了從學者到政府官員的心理轉變。

　　商業化運作救了他們

　　“這米吃起來真的很香。”鄭州市民楊進方說。1月8日，楊與30多名鄭州市民一起來到蘭考縣南馬莊村，參加了由何慧麗組織的“鄭州——蘭考城鄉互動聯誼會”。

　　這場聯誼會是何慧麗回歸蘭考縣所操作的第一件事，以繼續扶持南馬莊，幫農民賣大米。而在南馬莊，楊進方也終于品嘗到了“傳說中南馬莊無公害大米”。楊說，以前他從報紙上看到過南馬莊大米的報道，也即當年吸引國內各大媒體廣泛報道的“教授賣大米事件”。

　　2005年年底，在何慧麗的建議下，南馬莊村支書、大米生產者合作社理事長張硯斌將協會會員種植的無公害大米拉到了北京，先后在烏有之鄉書社、個別超市、社區等地方進行銷售。因為這種農民直接進城賣糧的原始銷售模式，再加上溫鐵軍、何慧麗等專家、學者的參與，賣米事件很快就引起全國媒體的炒作。

　　在受到贊賞的同時，一些媒體也提出了非議，其中認為教授賣米是“非市場化”的觀點支持者頗多。事后，何慧麗對此事進行反思，在溫鐵軍“不要讓農民輕易上經濟項目”的觀點的影響下，何慧麗甚至一度要放棄專業合作社，但張硯斌等南馬莊、胡寨村的農民堅持要做下去。

　　1月8日，開封市委黨校副教授陳括分析說：“事實證明，應該尊重農民的選擇，農民的想法很樸實，他們就是要賺錢，合作社必須走專業化的路子。”

　　作為南馬莊大米生產者合作社的理事長，體驗到進京賣米的難處后，張硯斌一度也想放棄，但最終選擇了堅持。兩年后的今天，再次提起南馬莊的無公害大米時，張硯斌已經清晰地意識到，是商業化運作救了他們。

　　2006年年初經歷賣米難后，當年5月，經過商議，張硯斌就放棄了“南馬莊無公害大米協會”，而直接到蘭考縣工商局注冊了“南馬莊大米生產者合作社”，嘗試引入股份制，并進行商業化運作，力爭實現農業產業化。

　　2006年12月，南馬莊大米生產者合作社以股份制形式創建了大米加工廠，從山東、福建等地購買了價值80多萬元的加工設備，建立了現代化的大米加工生產線。“共有20多個社員入股，最低入股5000元，最高入股10萬元。”張硯斌說。

　　2007年，南馬莊大米生產者合作社進行了土地入股試驗，將各戶零碎的土地以入股的方式集中起來，進行規模化生產，機械化耕作，進行有機水稻種植。

　　2007年10月20日前后，南馬莊有機水稻成熟。張硯斌和合作社社員一起四面出擊，分頭聯絡，在保證北京市民“購米包地”需求的基礎上，他們成功地與深圳市秦良實業有限公司、鄭州市米博士商貿公司、廣東東莞海關等企事業單位達成供貨協議。

　　除了大米生產，南馬莊村民還成立了食用菌專業合作社，目前已發展會員143名，發展百靈菇大棚180多座，還投資10萬元創建了菌種廠，收入可達100萬元。

　　南馬莊的農民合作社真的開始賺錢了，這讓何慧麗看到了讓農民增收的可行性以及專業化合作社的前景。而在這以前，何慧麗一直堅持“讓農民增收非常難”的觀點。

　　對此，陳括說：“只有真正地讓農民增加收入了，才能長久，否則只能是轟隆一陣子。”

　　城鄉互助“雙向可憐”

　　除了突出自己“政府官員”的身份外，何慧麗還多次提到“生態文明”，這個概念正在為她帶來更多的契機，她非常融洽地將自己原有的城鄉互助理論融入到生態文明的體系中去。

　　何慧麗認為，生態文明是解決三農問題的突破口。“你可以不關心三農，但你必須關注食品安全、空氣新鮮、水健康等生態安全問題，這就與三農問題聯系到一起了。”

　　何慧麗認為，要想喚起人們真正關注生態文明、關注三農，就必須進行城鄉互助合作建設。何慧麗所設想的合作社的理想狀態是——在大中城市及它所能輻射到的農村間建立合作社，使城市與它周邊農村間良性互動，市民與周邊農民建立和諧的關系，并直接享受到有機耕作帶來的生態利益，“吃上放心食品”。

　　昨日，以老干部為主的30多位鄭州市民在與當地村民聯歡之后，參觀了村民們的黃河自流灌溉稻田、百靈菇大棚等，現場體驗到了這些農產品的“綠色”生產流程。在何慧麗看來，城里人能夠直觀地看到這個流程很重要，也是城鄉互動的一個切入點。

　　1月7日，何慧麗曾在鄭州約見鄭州市農業局官員尋求支持。“看能否在鄭州找10個社區，跟蘭考農村建立城鄉互助聯誼關系，嫌蘭考遠的話，跟中牟農村合作也行。”何慧麗說。

　　“關注三農絕不僅僅是可憐農民，而是一種雙向可憐的問題。因為，城里人天天吃那些有毒食品(非綠色食品)，也是非常可憐的。”何慧麗說。她認為，建立城鄉互動合作，一是要減少交易中間環節，互惠交易者雙方，二是要實現多重交往。合作社是農產品的物質交流平臺，消費者消費和生產者生產好像是一個經濟關系，但實際上，雙方除經濟關聯外，還會滲透社會關聯和文化關聯，承載著社會和諧因素。何希望通過這些產品做載體，呈現城鄉良性互動的文化，更注重人和人的多重交往關系，而不是“一次性”的交易。

　　何慧麗舉例說：“像在北京舉行的米價聽證，合作社就提出了生態價格的概念，這是農民很可貴的進步。”

　　何慧麗第三次回歸蘭考，接觸的仍是張硯斌等南馬莊、胡寨村等蘭考農民，但她所面對的局面則明顯改變了很多。在輪番出現的各種新命題面前，在“生態文明”的契機面前，作為一個“農民的引路人”，何慧麗顯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無論她在自我意識中是一個有良知的學者，還是一個政府官員。 （記者 黃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