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12日電 瑞士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張維為在最新一期《學習時報》上撰文指出，中國崛起的意義是多方面的，通過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已經徹底打破了小農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格局，基本上成為一個開放的工業和商業社會，并幾乎和西方同步地轉向信息社會。中國社會的深層結構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質的變化，與世界的聯系也日益緊密。文章認為，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不僅使中國自己發展起來了，而且帶動了整個世界的發展，這將對發展中國家有所啟迪，對重新思考如何共同對付人類面臨的諸多挑戰也會有幫助。

　　在文章中，張維為稱，中國新的結構性的變革已經產生了對法治社會和市民文化的真正內需、產生了對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真正內需。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則恰恰相反：社會底層還是一個中世紀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社會生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下，傳統部落和宗法社會主導著大部分人的生活，實際上這些國家的內部并沒有產生對西方式民主政治的真正內需，但是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這些社會的上層結構卻形成了一種后現代的西方民主政治結構，其結果就是整個國家上下結構完全脫節。社會上犯罪率不斷飆升，白天上街都危險，晚上沒人敢上街，但議會里卻在討論向“文明國家”學習廢除死刑。老百姓為每日的柴米油鹽而掙扎，艾滋病吞噬著大量的生命，政府連把藥品發到基層的能力都沒有，但各種政黨卻忙于爭權奪利，永遠以民主的名義，行使部落主義、宗派主義或民粹主義之實，結果往往是國家持續動蕩、政府無力整合社會、經濟與民生凋敝、甚至導致內戰和國家分裂。這個問題在非洲特別突出。

　　文章指出，中國結構性的變化也體現在國家財力的增強，這為我們今天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和回旋余地。你去發展中國家訪問，你會發現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典型現象：城市街道的人行道少，馬路上的路燈少，有路燈也不一定亮，垃圾常常堆成山，陰溝污水四濺、但沒人管這些事。這實際上反映了政府治理能力疲軟和財力不足。要么是經濟落后，沒有多少稅可以收；要么是政府能力弱，稅收不上來；要么是貪官污吏截流了財稅收入。不少發展中國家的財政干脆主要依賴有限的外援，國庫空空又導致了官員和軍隊的極端腐敗、基礎設施缺乏、公共服務非常有限，甚至連郵局、醫院都處在半倒閉狀態。

　　張維為認為，在中國隨著經濟和社會結構變化，人們的心理變化也是另外一個重要特征。中國近代史上的變革往往局限在社會的精英階層，大眾心理則變化不大。但現在不一樣，普通老百姓的每一個細胞都調動起來了，要發展、要掙錢、要自我實現，整個社會充滿了活力，充滿了機會。當然，當一個社會處在這種快速變革的時候，也會凸顯各種不安和矛盾，很像一個處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同時，又帶有青春期的風險。但是從歷史發展的長期合理性角度來看，這是任何一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必經階段。

　　張維為說，他在外訪問時很注意觀察街上無所事事的人是多還是少，并以此作為判斷一個國家發展的潛力和勢頭的重要指標：你去約翰內斯堡、去開羅、去阿爾及爾，去金邊，你可以看到游手好閑的人很多，說明這些國家失業問題很嚴重。去孟買這個被稱為“印度的上海”的大城市，你會感到無所事事的人比上海要多好幾倍。僅此一點，你就可以得出結論，孟買趕上上海，談何容易。

　　我20年前第一次訪問瑞士，感覺到瑞士生活的節奏快，匆匆上班的人群和他們急促的腳步聲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當時國內還比較悠哉悠哉。現在相反了，中國現在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國家，特別在沿海城市，生活節奏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快。當然物極必反，國內現在也開始討論放慢生活節奏的問題。這是一個現代化和后現代化的關系問題，中國人最終也一定會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合理的平衡。但是從一個社會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來看，生活節奏加快，確實是現代化進程的一個必經階段。

　　這一點也反映在中國手機的迅速普及上。我感覺沒有一個國家使用手機的人比中國多。當然這不一定是好事。歐洲很多人說，手機是一種新的公害，也不是沒有道理。但從一個歷史發展的大角度來看，這個事實反映了中國人的橫向聯系前所未有地增加。法國社會學創始人之一杜爾凱姆認為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最大差別就是傳統社會是縱向聯系為主，現代社會是橫向聯系為主，因為社會分工日益細化、社會生活日益豐富， 一個社會就這樣由傳統的縱向的“機械凝聚”轉為現代的橫向的“有機凝聚”。一旦“有機凝聚”基本形成，現代化進程便勢不可擋。

　　這種橫向聯系也把中國和世界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國經濟已和世界經濟融為一體，中國離不開這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回想起來，當人們還普遍認為中國的開放只是對發達國家開放的時候，鄧小平就反復強調：中國的開放是對全世界的，既對發達國家開放，也對發展中國家開放，這是極富戰略眼光的大思路，為中國和整個世界都創造了大量的發展機會，我去年夏天去貧窮的科索沃訪問，在一個人口只有兩百來人的小鎮，看到兩三個商人滿頭大汗地從卡車上卸下中國生產的鞋子和百貨產品。科索沃國家電視臺的負責人對我說：沒有中國產品，我們無法想像科索沃人今天將怎樣生活。

　　英國一位學者曾這樣對我概括中國因素給世界帶來的變化：凡是中國能大量生產的，你就要盡快回避，否則你自掘墳墓。凡是中國不能大量生產的，你就要拼命生產，那才無往不勝。這種頗為夸張的說法倒是勾畫出了中國崛起給世界經濟帶來的大量機會和挑戰。當然最好再加上一句：中國崛起給世界創造的機會明顯多于挑戰。

　　在今年中歐論壇會議上，一位歐洲學者曾問我怎么看待美國推動的世界民主國家聯盟，我坦率地說：關鍵是沒有中國的合作，這個聯盟什么國際問題也解決不了。中國的崛起意味著，在今天，從反恐斗爭到全球環境治理，從化解朝核危機到處理伊朗核問題，從多哈一輪貿易談判到世界金融秩序的穩定，都需要中國的合作。把中國看作敵人，只會損害美國自己的利益。我還補充了一句：“中國崛起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拒絕意識形態掛帥，把所有國家都看成是自己的朋友，或者是潛在的朋友。美國難道就不能從這種智慧中得到一點啟發嗎？”。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就極為贊賞中國的這種大家風范，他最近說：“如果世界所有國家、所有勢力集團都能像中國這樣小心謹慎，那世界就會太平一些”。這是智者之言。

　　文章最后強調，其實中國崛起的背后有很多智慧。中國的崛起不只是經濟總量、外貿總量、外匯儲備總量、國民生產總值、高速公路總里程等，而且是一種新型的發展模式及其背后的指導思想。這個模式并非十全十美，恰恰相反，它還衍生出不少問題，我們自己在國內抱怨這個、抱怨那個，就說明這個問題，但是與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相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非洲推行的“結構調整方案”和美國在蘇聯推行的“休克療法”)，中國模式的效果要好得多。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崛起實際上也是中國軟實力和中國話語權的崛起。西方的軟實力迄今為止并沒有能夠解決當今世界的一系列嚴峻問題，如消除極端貧困、防止不同文明沖突、消除恐怖主義威脅等。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不僅使中國自己發展起來了，而且帶動了整個世界的發展，同時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展現了中國增長中的軟實力，這一切對發展中國家會有啟迪，對重新思考如何共同對付人類面臨的諸多挑戰也會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