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飛來橫禍，當代人最怕什么？沒有“工作機會”，俗話叫找不到或丟掉飯碗。

　　“工作”成為“機會”，當然是現代社會才有的問題，在漁獵時代和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無此一說。“工作”成為“機會”，隱含的意思是，你隨時可能面臨“待業”、失業而變成“多余人”的窘境。

　　本來，這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因為社會發展離不開科技進步和市場競爭。沒有科技進步，還靠肩挑人扛的人海戰術，我們不會有今天這么多高速公路和高樓大廈，也不可能享受雙休、長假等那么多的閑暇，所以，日本地狹人稠也要堅持開發機器人。市場競爭，一方面是追求效率使既有產業所需勞動力減少，新產業不斷涌現，產業結構與就業市場不斷調整；另一方面它需要保持“勞動后備軍”，以待業、失業作為督促員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鞭子”。所以，就業壓力是市場經濟國家的“通病”，即使在人口出生率很低的歐洲國家，也有大量的失業人口。作為社會發展不得不承受的代價，市場經濟國家以失業救濟等社會保障制度來撫慰無業者。然而，人活著不僅要吃穿住，還有尊嚴、成就感等精神需求，所以，法國待業青年雖然有生活保障也還是對政府心懷不滿；各國政府也都表示要不斷增加就業機會。中國政府看到了這一問題，出臺了促進就業的相關政策。

　　許多官員也看到了這個現代社會的“要害”，卻是反其道而行之，用來掐人的脖子：動輒以砸人家的飯碗來迫人就范。

　　對于一般的打工者(包括可以在外企、民企流動的專業性人才和白領)，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他們如今除了對特別仇視者制造冤案迫害之外通常是無可奈何；但是，對于公職人員和需要特別許可的從業人員(如執業律師)，他們“修理”人最有效的一著就是，不從命就砸你的飯碗。

　　比如，據報道，最近有黑窯工的母親在網上呼喚人們從“審惡疲勞”中醒來，繼續關注黑窯工并幫助她們尋找失蹤的孩子。網友IamV表示，現在比較突出的兩個問題，一個是失蹤者找不回來；一個是受害者獲救以后也缺乏救濟，包括法律方面缺失很嚴重。知名法律人士許志永表示：“據我所知，至少西安的律師大都接到了通知，不得代理黑磚窯賠償案。就目前的法治現狀而言，他們很難獲得救濟，我們實在沒有好的辦法。”下令律師不得代理黑磚窯賠償案的有關部門，顯然是黑磚窯主的“連襟”，他們的心比黑磚窯主還黑，手段比黑磚窯主還霸道———他們是運用公權堂皇地在光天化日下限制律師的合法權利。如果不服從他們的“通知”，那么，你還想不想吃這碗飯？

　　動輒以砸飯碗相脅迫，是最可惡的當代株連術。

　　當下中國的株連，最常見的，當然是不久前媒體報道發生在江西豐城縣的“公務員不得有‘釘子戶’親屬”這一種：在拆遷補償與市場價格懸殊的舊城改造項目中，許多與被拆遷人有親屬關系的公職人員被告知，要在規定的時間內說服其親屬在拆遷協議上簽字，“否則將被采取組織措施”，因此有的人被停職，有人被威脅停發工資。類似的，有夫婦逃避計劃生育措施，將其有公職的直系親屬請進“學習班”的；有村民市民為冤情上訪或“鬧事”，便以組織名義敦促其有公職的兄弟子女配合政府“做工作”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類明顯的一人“犯事”殃及親屬，說是“株連”不用費詞解釋，與古代相比只不過是不砍頭而已，敲掉飯碗與古代的流放性質也差不多。

　　前述以吊銷律師的執業資格相脅迫，為什么說也是當代株連術呢？直觀地講，與上述砸親屬的飯碗一樣，砸本人養家糊口的飯碗，實際上是間接地砸其家人的飯碗，至少影響子女、妻子(丈夫)和父母這些“一親等”的生活狀態。從情理上講，皇權專制時代的株連有兩種，一人犯罪，或連坐其鄰居、同伍士兵等相關人員，或誅滅其三族、九族(父族、母族、妻族等)；這是逼迫臣民互相監督、互相掣肘，其合法性當然是以皇權絕對高于民權為基礎的，根本不承認臣民個體享有能獨立負責的權利。動輒威脅律師等人的執業資格，難道不也是以“公權”壓倒個人權利為前提的嗎？

　　因此，動輒蠻橫地以砸飯碗相脅迫，這種當代株連術不僅是可惡的，也是可恥的：它不符合當代最起碼的政治文明規則。

　　(鄢烈山；作者系雜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