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21日電 值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黨校科社部教授王懷超今日在北京日報上撰文對當代中國的改革實踐經驗從各個方面進行了總結，他認為主要有八條基本經驗，具體闡釋如下：

　　經驗之一:實踐中的社會主義不改革沒有出路，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改向”也沒有出路

　　王懷超指出，實踐中的社會主義不改革沒有出路，若不顧客觀條件變化和人類歷史的發展潮流，固守特殊條件下形成的僵化體制，只能把社會主義引向死胡同，葬送社會主義事業。相反，如果借改革之機，企圖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全面走向資本主義，也難以找到出路。這是中國改革的首要經驗。

　　這個基本結論，已經得到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實踐的證實。回顧歷史，在社會主義改革浪潮涌來時，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大體上有三種情況:

    一是忌諱改革，拒絕改革，困難越積累越大，最后引發全社會的危機，被人民所唾棄。

    二是積極地進行改革，也曾一度出現繁榮局面。但當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外有壓力內有困難的情況下，把改革變為“改向”，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實行所謂“休克療法”，企圖在短時間內全盤照搬歐美的政治經濟模式，結果經濟滑坡，社會動亂，引發了全社會的政治經濟危機。

   三是既積極推進改革開放，又注意把握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始終把發展經濟和提高人民生活作為改革的起點和歸宿，從而帶動了經濟發展，促進了社會進步，政治穩定，國家繁榮，得到人民的真誠擁護。這方面的代表就是中國，這一點已經得到越來越多有識之士的高度贊賞。

　　王懷超認為，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擴大開放，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不能有絲毫的含糊，更不能動搖。

　　經驗之二:要不斷解放思想，不斷清除思想障礙

　　王懷超指出，從歷史上看，任何一次社會變革，無不以思想解放為先導，改革的深化也有賴于思想的進一步解放。其實，三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也就是一部不斷解放思想、不斷開拓創新的歷史。農村改革之初，有人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說成是搞資本主義復辟；特區剛建立時，也有人說，特區除了五星紅旗是社會主義外，其余全是資本主義；長期以來，市場經濟被視為洪水猛獸，被斥之為社會主義的異端；還有些人認為，非公有制經濟是資本主義土壤，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就是搞資本主義，就是所謂的私有化……

　　王懷超還強調，不解放思想，不沖破傳統觀念，不打破思想枷鎖，不拋棄“左”的教條，改革就無從談起。同時，也要警惕右的傾向，防止被外國敵對勢力所利用。

　　經驗之三:要把改革的著眼點和落腳點放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上

　　改革的實質和目的，就是為了從根本上改變束縛中國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相應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盡快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所有改革理論的提出和一切改革政策的制定，都是圍繞盡可能快地發展生產力這一中心展開的。

　　正是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盡可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中心內容的改革實踐，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重新煥發出了蓬勃生機，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命運。若沒有1978年的歷史性轉折，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將不堪設想。

　　經驗之四:是“異端”，還是正途，要靠實踐來檢驗

　　改革過程中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經濟體制中計劃與市場的相互關系。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明確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難以被人們接受。因此，后來提出了“摸著石頭過河”、“不爭論”的方針，不提市場經濟的模式，而是先做起來，從最易被接受的，從原有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的簡政放權起步，如擴大企業和地方的自主權，搞承包制，地方財政包干等。

    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改革原則，使市場調節作為手段，被引入了社會主義經濟之中。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論斷，在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認識上取得了突破。鄧小平對本次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做了很高的評價，他說:“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不是說四個堅持嗎？這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否則是‘四人幫’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解放思想，我們老同志有這個任務。”在這個新思想指導下，開展了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

    面對新舊體制并存的復雜情況，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又進一步提出建立“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經濟體制”的改革原則。此后，在國內外復雜局面的條件下，市場導向的改革一度遭到非難，但是市場取向的改革實踐仍在向縱深發展。

    直到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才對市場經濟的性質和地位作了科學的符合實際的界定，明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根據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思想，當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鄭重提出中國改革的目標模式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使中國改革向更深的層次推進。這種“摸著石頭過河”，邊實踐，邊摸索，邊總結，尊重改革實踐，尊重群眾創造，在改革的實踐中逐步確立改革目標的做法，有利于改革的穩步推進，同時又防止了出現大的挫折。

　　經驗之五:“騎自行車原理”的啟示自行車騎得太快，易栽跟頭，若騎得太慢或者不動，最終也會摔下來，這就是“騎自行車原理”。它給我們的啟示就是:改革必須保持一個合適的速度，才能穩步前進。

　　王懷超指出，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史上，急躁冒進沒有一次不是以失敗而告終，在社會主義改革史上，急躁冒進也沒有一次成功的先例。在穩定中尋求發展，在發展中尋求穩定，這是“二戰”結束以來很多發展中國家經過長期經濟建設獲得的寶貴經驗，也是一些后來居上的國家成功之要旨。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來說，在穩定中推進改革，在穩定中尋求發展，就顯得極為重要。中國經濟建設的最主要教訓就是急躁冒進。形勢不好時，頭腦還比較冷靜，形勢一好，頭腦就發熱。這種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急躁冒進，曾經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災難。這方面的教訓要牢牢記住。

　　經驗之六:要學會運用法律手段維護和鞏固改革成果

　　王懷超指出，由于歷史原因，過去中國的法律建設比較薄弱，人治的色彩比較濃厚，許多具體法規和政策往往隨著領導人的改變而變更，領導人個人的好惡對政策影響過大，這是社會生活無序、政策缺乏連續性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以往發生許多失誤，包括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重大失誤發生的重要根源。

   早在1980年，鄧小平就指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這一深刻思想對于社會主義改革的重要啟示是，要把改革與制度建設結合起來，運用法制手段鞏固已經取得的改革成果。這樣可以使人們在改革過程中的行為規范化，還可以避免由于人事更迭，使改革進程發生逆轉。

　　經驗之七:要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

    社會主義改革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它既涉及到權力的調整，又涉及到利益的分配，直接影響到每一個公民的利益。要把這樣一個巨大的社會系統工程順利完成，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這個領導核心只能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中國共產黨。只有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依靠全體人民的智慧和創造力，有組織、有秩序、分步驟地積極推進，才有可能實現既定目標。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否定黨的領導，解散黨的組織所導致的災難性惡果，從反面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在當今中國，如果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全國就失去了一個穩定的政治中心，不僅改革搞不下去，建設也無從談起，甚至連起碼的社會秩序也難以維持。這是全中國人民在長期奮斗的實踐中認識到的一條真理。

　　經驗之八:邊實踐，邊總結，不斷進行理論創新，不斷進行改革理論準備 

    回顧社會主義改革的歷史進程，社會主義改革之所以步履艱難，曲折多變，究其根源，一個重要原因是改革理論準備不足。理論準備不足，就是理論上的不成熟，而理論上的不成熟就會導致思想上的不清醒；思想上的不清醒，又會導致政治上的不堅定；這一切又導致實踐上的盲目性。這種盲目性往往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教條主義，機械地照搬別國經驗，別國理論，別國改革模式；

    二是經驗主義，越是缺乏理論指導，就越容易忽視理論的作用，憑老經驗，靠想當然；

    三是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只注重眼前，而忽視長遠，重小利而損大局，急功近利。在有些社會主義改革實踐中存在的忽冷忽熱，朝令夕改，顧此失彼，究其根源，蓋出于此。社會生活中的無序和混亂，根源于思想上的混亂，而思想的混亂又源于理論上的混亂。只有澄清理論上的是非，才能解決思想混亂問題，只有解決理論和思想問題才能從根本上鏟除社會生活的混亂和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