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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76萬余元的超生罰單讓董事長厲少青一夜成名。而已生有兩個女兒，再婚后又育龍鳳胎的貧困村婦馮春榮面對3萬8千元的罰單卻說，法也違了，你們想怎么樣就怎么樣吧

　　實習記者／ 楊龍(發自湖北武漢)

　　2007年的最后一天，湖北省計生委公布該省歷史上最高的一張超生罰單：孝昌縣龍騰水泥廠董事長厲少青因為超生二胎，將要向當地計生部門繳納高達76萬余元的社會撫養費。

　　外界傳聞厲少青僅繳納了10萬元之后就沒有了下文，孝昌縣計生局徐繼之副局長向記者證實，厲少青已經向縣計生局上繳了50萬元，還有26萬余元，將在3年內陸續繳完。

　　76萬的超生罰單

　　2006年6月底，孝昌縣計生局接到群眾舉報電話，說龍騰水泥廠的董事長厲少青生了二胎。厲少青在孝昌縣身份比較特殊：他是縣里有名的企業家，曾經是省人大代表，當時又是縣政協委員。

　　今年47歲的厲少青已經有了一個16歲的女兒，按照《湖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城鎮居民違反該條例生育第二個子女的，按所在縣年度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征收社會撫養費；實際年收入高出平均水平的，按實際年收入的3倍進行征收。厲少青一年的收入是25.6萬。所以，厲少青應該繳納76萬余元的社會撫養費。

　　記者曾多次聯系厲少青，他表示并不愿意接受外界的打擾。徐繼之告訴記者，縣計生局并沒有費太多的力氣收取這筆社會撫養費。厲少青認錯態度很誠懇，并很快向計生局繳納了10萬元費用。他在一份由孝昌縣紀委作出的調查記錄上說道：“我沒有擺脫封建思想的腐蝕，犯了這樣的錯誤……”2007年6月份，厲少青補交了40萬元。因為厲少青剛在武漢投資了另一家公司，一次性交齊這筆錢比較困難，按照規定，可以3年內陸續繳清。

　　這張號稱“湖北省第一”的計生罰單讓厲少青成了名人。龍騰水泥廠辦公室主任告訴記者：“作為企業家，誰也不愿意因為這件事情出名。”孝昌縣計生局的一位官員也為厲少青的出名抱屈：“厲少青不是全省違規生育的最富裕的人，但事情正好發生在湖北省開始‘兩清一治’計劃生育專項行動之時，所以他不小心成了典型。”

　　在安陸市煙店鎮的計劃生育服務站，記者見到正在調研的湖北省計生委主任楊有旺。他告訴記者，湖北省2007年新清理出違法生育人員9000多人，其中有1678人是干部、富人、名人。

　　他認為，在城市，國企改革讓越來越多的人離開單位管理成為社會人，人們的超生欲望開始抬頭；在農村，農業稅取消，上學不用交費，對小孩的撫育成本降低，加上農村生男孩的偏好，超生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徹底解決。越窮越生的現象沒有遏制住，越富越生的現象又在涌現。在有經濟實力的超生戶面前，社會撫養費很難壓抑他們的生育欲望。

　　一紙單薄的“罰單”

　　湖北省安陸市煙店鎮李店村。

　　得知兒媳馮春榮在廣州懷了雙胞胎，電話這頭的婆婆嚷了起來：“打掉！趕快打掉！”

　　2007年5月，馮春榮在廣州的一家小醫院里還是生下了這對龍鳳胎，等待他們的卻沒有太多的歡樂。

　　馮的丈夫李細文有一個患腦膜炎后遺癥的傻弟弟。因為窮，1997年，25歲的李細文娶了30歲的離婚女人馮春榮。他剛結婚，鎮上、村上的干部就紛紛上門勸說他的妻子去做結扎手術。因為馮春榮與前夫已經生了兩個女兒。

　　按湖北省計劃生育的政策，他們不能再生育子女，但對于李細文來說，他還是想要一個自己的孩子。馮春榮嫁過來的時候帶了一個8歲的女兒，這個女兒懂事之后，卻不愿意在李家生活，跑回了生父家。

　　這10年里，馮春榮懷孕3次，均被計生干部勸解打掉。

　　2006年，已近40的馮春榮和李細文去往廣東。在那邊，他們見到了很多背井離鄉躲過來生孩子的夫妻。

　　“生五六個的都有，很多人也都勸我生一個”，“租給我們房子住的老板娘說，我男人娶了我回來，我連孩子都不給他生一個，他會對我不好的，以后我們老了沒人養。”在農村，養兒防老，依然是他們最切實際的超生動力。

　　馮春榮在廣東懷孕了，而且是雙胞胎。

　　驚喜，遲疑，惶恐，擔憂……

　　李家最終還是決定生下這對孩子。

　　李細文在廣州替人做搬運工，每個月只有700塊錢的收入。妻子又不能做事情，這對兒女生下來3個半月之后，馮春榮帶著孩子回到了湖北老家。

　　一回到家，村里的干部就找上門來。馮春榮之前生有兩個女兒，李家的孩子已經屬于第3胎，應該以上一年度農民年人均純收入的6倍征收社會撫養費——折算下來這筆錢有3萬8千元。

　　馮春榮傻了眼，在廣東生孩子花掉的4000元錢都是借的，她知道，自己無論如何也湊不齊這筆錢。年邁的公公婆婆東湊西借也只能幫他們上繳1萬元。

　　馮春榮家里惟一值點錢的，就是放在客廳里的21寸彩色電視機。生下龍鳳胎，馮春榮難以度日，只好搬過來與公婆住在一起，靠兩個老人接濟度日。小兩口曾經的婚房里如今空蕩蕩的，只有一個已經沒有底板的櫥柜，歪歪斜斜地靠在墻角。

　　安陸市煙店鎮計生服務站的工作人員說起社會撫養費，滿是無奈。面對家庭貧困的超生者，這一紙罰單太單薄。

　　“有時候，要是超生戶有錢不交，我們就整天坐在人家家里，人家吃飯也坐在旁邊看，跟討賬一樣。”

　　對于勸說無效的，另一條征收方法是法院強制執行。湖北省的孝昌縣成立了全省第一家計劃生育執法大隊，僅在強制征收社會撫養費上，這個縣城每年就需要10萬元的執行成本。

　　但無論是動嘴，還是法院的強制執行，對于貧困的超生戶來說，已經不管用了。

　　李家已經習慣了有人來家里勸說他們交錢。記者來到李家的時候，馮春榮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沒有錢”。

　　記者進門，睡在床上的孩子被驚醒，馮春榮抱起咧嘴要哭的孩子，一邊撩起衣服給孩子喂奶，一邊帶著哭腔說:“沒有錢，真的沒有錢，把我們那兩間房子拆了吧，我們真的沒有錢了。”

　　尷尬的社會撫養費

　　2007年，湖北省向違法生育子女的家庭收取社會撫養費達2.3億元。這2.3億元將直接上繳國庫，納入下一年地方的財政預算。

　　然而，湖北省去年一年在計劃生育工作中共投入是7億～8億元。計生委主任楊有旺覺得計劃生育工作難度又在增加。超生的勢頭沒有因為財政投入的加大得到減緩，相反卻有抬頭的勢頭。

　　湖北省孝感市計生委主任喻輝對記者說，計劃生育就是一項“大的公益事業”，征收的社會撫養費是不能支撐起計劃生育工作的。在鄉鎮建立服務站，改進設備，提高服務質量、衛生條件，以及各種免費檢查政策、獎勵政策都需要大量資金。超生現象屢禁不止甚至逐年抬頭，執法成本增大，這些必須靠財政的投入才能遏制。

　　以孝昌縣為例，孝昌縣財政去年為計生局撥款300萬元，去年一年征收的社會撫養費為220萬元，這筆經費上繳財政之后，即使全部投入計生工作，也存在80萬元的缺口。

　　對于有錢人而言，幾萬元與幾十萬元的社會撫養費不值一提。一些私營、民營企業主，其實際收入難以核準，違法生育后交點罰款對他們來說完全不算什么。

　　喻輝告訴記者，富人的收入核定，在調查取證中相當困難，他們通常會通過各種手段，隱瞞轉移收入，最終只繳納了很少的社會撫養費了事，難以起到懲罰的作用。而在農村，罰款很可能就拿不到。

　　楊有旺認為，解決富人、名人超生問題，除從完善法律法規入手，應該考慮用更多的法律懲處手段對“單一收費處罰”進行補充。除此之外，應該用制度跟進來督促道德自律，比如，將名人、富人超生納入誠信監督，建立企業或個人誠信體系，把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業信譽度、個人誠信度掛鉤。“只有名人、富人的違法超生空間變得狹小，道德缺位的成本加大，名人、富人超生現象才會真正得到遏制。”

　　而對于農村的社會撫養費問題，執法者們備感頭疼。孝昌縣計生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收得越多，表示超生越多；超生越多，計生工作越難做。除了加強宣傳教育以及加強對育齡人口的管理，他們別無他法。

　　像馮春榮這樣回家挨罰的并不多。當地村民告訴記者：“現在想生孩子的，都跑出去生了，誰會傻乎乎地在家里讓人抓啊，在外面生了就在外面養，也不回來，根本罰不到錢；回來家里的，要么就是有錢人，不怕罰；要么就是困難戶，沒有錢可以交，罰多少錢也沒轍。”

　　已經沒有人愿意借錢給馮春榮家，剩下的還沒有交齊的2萬8千余元的社會撫養費，馮春榮不敢去想，她說能拖就拖吧。她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撫養費，而是孩子饑餓的哭聲。

　　“小孩子沒有錢買奶粉，晚上老哭，我只能給他們煮粥喝。”站在空蕩蕩的房子里，馮春榮抱著孩子幾乎又要哭出來。“法也違了，你們想要怎么樣就怎么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