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4日電 香港《文匯報》2月4日發表署名文章說，經過為時不短的挫折和反覆后，中日關系終于又迎來了難得的融融春意。中日兩國都應充分銘記并吸取兩國關系史上的教訓，切不可讓官方和政治關系持續前進的溫暖氛圍打消了反思歷史的勇氣，更不可讓其阻滯了相互深入全面再認識的步伐；相反，應該借助于這一寶貴時機，從容推進這一關涉兩國關系大局和未來的必經進程。

　　文章原文摘錄如下：

　　　進入2008年初，承接去年底日本首相福田訪華迎春之旅的暖意，又傳來幾條足令中日關系繼續升溫的消息：一是胡錦濤將在今年春天訪日，并有可能因出席此后在日本北海道舉行的“八國峰會”而再度赴日；二是日本皇太子和太子妃有望參加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三是被稱為老牌“反華派”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已受到北京奧運會邀請。

　　　中日關系得到了兩國輿論積極樂觀地評價和憧憬，不少媒體都引用福田在北大演講中關于2008年將是中日關系“飛躍之年”的說法。但從以往的歷史經驗看，在中日關系持續、平穩、健康發展的熱鬧時期，兩國關系之間的許多矛盾和問題極容易被掩蓋，相互之間的認識和定位也極易流于表面化、粗淺化。

　　　最近發生的王班亞事件(1月15日，40多歲的中國商人王班亞因為在靖國神社與身著二戰軍服的日本老人及旁觀者發生沖突，被當地警方拘留)，與以往的馮錦華、薛義事件類似，更是充分顯示出中日民間相互再認識過程的必要性、緊迫性，以及這一過程的長期性、復雜性。

　　相互認知不足

　　　眾所周知，中日之間因為諸多歷史糾葛，相互之間客觀深入地認知過程，一直處于一種極不正常的狀態。

　　　其一，兩國相互認知嚴重不對等，日本對中國的認知大大超過中國對日本的認知。早在80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論》中寫道，日本把中國放在手術臺上、顯微鏡下觀察了幾千次，那么中國呢？這個反問今天看來依然是有效發問。一方面，中國的日本學相較于日本的中國學來說，還遠遠處于起步階段，中國學術界對于日本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面的研究還亟待拓展和深化。一如許多人批評的那樣，市面上除了美國人本尼.迪克里特的那本《菊花與刀》，和前述的《日本論》外，能夠深入淺出、為民眾所喜愛的日本研究著作寥寥無幾。另一方面，中國民眾由于歷史等因素，迄今對于理性深入地認識日本尚缺乏足夠的動力和熱情，只有遇到迫在眉睫的問題、困惑，如經濟交往與合作需要時，才臨急抱佛腳。

　　　其二，兩國相互認知過程因為歷史上兩國關系的多次嚴重挫折而中斷，導致誤解和積怨相互促升、惡性循環。日俄戰爭、日本侵華戰爭等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沉痛記憶，既打斷了兩國理性客觀地相互認知的正常進程，又給以后的認知進程打上了深深的情感烙印，使雙方的相互認知很難擺脫其束縛和控制。

　　　其三，兩國相互認知的理性客觀程度，也因為意識形態的差異以及美國因素等而大打折扣。

　　再認識須加強

　　　曾任美國白宮亞洲政策協調員的邁克爾·格林去年曾說過：“日本和中國在亞洲從未同時強大過，這兩個大國今后數年將努力找到某種穩定的平衡。”現在，中日突然面臨同時強大的現實，急需在相互認知方面改變上述不正常狀態，才能盡早找到兩國“穩定的平衡”。

　　　對中國而言，應該多方努力，逐步深化對下述現狀的認識：日本經過戰后數十年的發展，已基本上走上了一條和平發展的崛起之路，不僅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政治舞臺上也逐漸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作用，其政治上崛起的訴求不僅中國需要理性正視，整個世界都需要也正在積極應對。該如何評估這一進程的影響，以及包括其國內右翼勢力的擴張、歷史問題上的修正主義傾向等問題的來龍去脈，對未來中日關系有何作用等，均需加以深入全面地研究，并由此積極推動國民對日本的再認識。

　　　而對于日本來說，也急需擺脫歷史情結和意識形態的束縛，理性客觀地評估研判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及其未來走勢，并學會用換位思考的方式認真對待中國民眾的民族情感變化。如果罔顧中國近30年特別是最近十余年來發展變化的現實，一味地用過去的眼光看待中國，也只會生成新的“誤讀”，并給兩國關系帶來負面影響。

　　　2007年初，中國中央電視臺曾推出“巖松看日本”系列節目，用“圖象志”的方式理性冷靜地向中國觀眾介紹日本，可以說是這種相互再認識的一個典型舉動。央視敢于直面敏感題材開展報道，對于中國國民加深對日認識和了解，無疑會大有裨益。但這一努力也提醒世人：中日都需要對對方進行理性的再認識，央視此舉只是這種再認識過程中的一個小小的環節而已，日本有關方面是否也該積極跟進呢？(張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