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代表帶來人代會新風

　　“今年來的領導這么少，會上怎么挖新聞啊。”今年上海市人代會前，上海本地一家媒體記者這樣擔心著。可是8天過后，充斥著“草根代表”聲音的報紙、廣播、電視同樣多彩多姿，受到了上海市民百姓的歡迎。

　　換屆之后，上海市第十三屆人代代表中一線工人代表33名，比上屆增加21名；農民代表13名，比上屆增加4名。他們以來自基層的樸素語言和初任代表的參政激情，回應著對他們參政能力的質疑。

　　新當選的農民工代表張雄偉、洪剛堅持穿著西裝開完“兩會”。“許多人印象里的農民工就應該穿得破破爛爛，我要告訴他們這種觀念是完全錯誤的，農民工憑借自己雙手的努力一樣能夠出人頭地。”

　　和他們筆挺的西裝相比，這兩位農民工代表在今年上海人代會上的表現同樣毫不遜色。張雄偉一下子就提出了“關于加強農民工技能培訓”和“進一步開放外來從業人員子女入學上海中職學校”的兩個建議；洪剛則直接在小組審議過程中與上海市市長韓正就增加農民工養老保障的問題展開對話，韓正在此后的多個場合一再表示，將采取有效措施解決農民工的后顧之憂。

　　“目前我們一個月平均拿到手的收入，售票員只有1100到1200元，司機是2100到2200元。”當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的面，曾是公交車售票員的上海市人大代表馬衛星在小組審議時談起了“苦經”。

　　詳細了解公交司售人員的工作、待遇和生活狀況后，俞正聲向公交系統一線員工致歉，并允諾要在春節前看望他們。3天后，上海市民就在電視新聞中看到，俞正聲在考察抗擊冰雪工作時，頂風冒雨與公交職工握手致意的畫面。

　　在今年的上海市人代會上，屢屢出現基層代表針對磁懸浮項目、財政支出、私車牌照拍賣收入、土地出讓金、反腐敗等熱點問題頻頻發問的場面，個別政府職能部門負責人在代表的追問下甚至鞠躬致歉。

　　政府部門“一把手”必須旁聽人代會

　　政府官員代表大幅減少后的上海市人代會，頭兩天的會議現場有著很大變化。會議第一天，許多旁聽席和列席代表席都出現空缺，被確定為會議列席代表的部分政府委辦局“一把手”并沒有出現；而到了第二天，各個分組審議會場都擠得滿滿當當，本刊記者連續走訪浦東、普陀、黃埔等代表團，都沒有在后排發現空位。

　　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所提的一項建議。24日下午，俞正聲參加徐匯區代表團審議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當一位人大代表提出自己對報告的意見時，俞正聲提議讓列席會議的相關政府部門負責人作出回應，結果卻發現現場找不到一名來自這個部門的人員。

　　俞正聲說，人代會是發揚民主、聽取意見的一個很好機會，不是一種形式。全國人大時各小組討論都有國務院各部委的人做記錄，這對人大代表不光是態度問題，還要把大家的意見反映上去。“我看今天有些政府的局長沒有來，”俞正聲說，“今后人大每個組都要有政府的工作人員參加旁聽。這恐怕也算我作為人大代表對政府提出的一條意見。”

　　俞正聲還鼓勵人大代表說，人大代表就是要暢所欲言，黨員們在人代會上要起好帶頭作用，要帶頭提批評意見，帶頭研究改進制度性的措施，還要帶頭依法辦事。他說：“我希望大家敞開思想，多提批評意見。政府各個部門對每個組、每個團，都應該由領導帶隊來聽意見，當天應該把意見整理出來上報給市政府領導。”

　　俞正聲發表建議后的第二天，記者在上海人代會現場看到，幾乎每個小組中都有來自發改委和財政部門的政府官員旁聽記錄。上海市發改委主任蔣應時因為身兼市政協委員，無法參加人大審議，也派出發改委秘書長代為旁聽。

　　正在現場旁聽會議的上海市工商局局長方惠萍告訴本刊記者，現在旁聽的任務并不輕松，不僅要聽取人大代表對工商行政管理的意見，還要將人大代表對其他政府部門的意見記錄下來匯總，“人代會結束后，上海市政府還要專門就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見開會研究。”

　　人大代表結構仍需優化

　　復旦大學政治學專家浦興祖教授評價說，上海不讓委辦局“一把手”擔任人大代表，是我國地方政治民主探索中的一次有益嘗試。這位長于中國政治制度分析的專家說，監督可以分為主體監督和異體監督，一般而言異體監督更為有效。在《監督法》出臺以后，人大監督政府的形式和內容都已經明確，政府自身已經具有主體監督的機制，如果再讓領導干部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來監督政府，那就是另一種形式的“集裁判員、運動員身份于一身”，效果自然不會理想。

　　減少領導干部人大代表的數量，意義和作用并不僅限于提高監督質量，同時也能增強人大中民意表達的廣泛性。“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民意表達非常重要，各個階層都需要在人大這個國家權力機關中擁有發言人。”此外，領導干部過多還會使人民代表大會開成干部代表大會，基層代表只能懷著誠惶誠恐的心態向領導干部們匯報工作，無法真正完成履職。

　　但是基層人大代表也有其局限性，他們反映的問題往往比較微觀，拘泥于一事一地；發表的意見也比較感性，往往缺乏理性的深度；而當在場的政府官員以比較專業而復雜的語言對其進行回應時，基層代表們往往“說不出第二句話來”。對此，浦興祖教授認為，基層代表反映的民意比較真實，但其參政能力比較弱，在加強對他們履職能力培養的同時，人大還要進一步思考如何優化代表結構的問題，“不能簡單地以領導干部或基層代表數量的多寡，來判斷人大代表結構的優劣。”

　　部分政治學專家建議，今后人大可以適當考慮增加熟悉政府運作機制，同時又在政府體制之外的代表人選，主要有兩種渠道：一是已經從政府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但又有精力和能力履行人大代表職能的老同志；二是已經在政府工作崗位上工作了十多年的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干部，讓他們調到人大輪崗，今后又還能回到政府崗位上。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優化人大常委會結構，整個人大代表的結構同樣需要優化”，浦興祖教授說，“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最終都落實在每個代表作用的發揮上。人大代表結構的優化，是我國政治民主進步的表現。”(記者季明)

[上一頁]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