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個政府在面對天災的時候不挨罵，好在我們不一定總是要依賴政府。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是日本數十年來最嚴重的一場雪災，死亡人數高達6500人，需要搬進臨時組合屋的則有32萬人。當時的首相村山富市在地震發生了一天之后才開始動員全國的力量，被人批評為反應遲緩。而且在“災害對策本部”成立之后，各級政府部門的行動還是慢了半拍，于是我們才會在電視上看到令人震驚的場面：幾千個無家可歸的災民居然不慌不忙地排著隊，靜候救援物資的發放！如此遲鈍的官僚系統與如此高質的公民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政府人員來晚了，但是民間的行動卻非常迅速。日清食品立即派車發送即食面，麒麟和朝日運去了大量的食水和罐裝茶水，日本電信公司則在避難所附近架設臨時公眾電話共450架。除了自動自發的商業機構，各種慈善團體和民間組織更是空群出動，同時大量接納臨時報名加入的義工，有人從外地趕來幫忙分發物資，有人組織民間糾察隊負責災區的秩序；中小學打開了校門接納災民，醫院的醫護人員在各處架起了帳篷……最是一時佳話的，乃幫派“山口組”也成了慈善組織，文身斷指的大哥小弟一下子都變為瓦礫堆中的搶險人員。

　　1999年臺灣“921集集大地震”，從災后第一時間趕赴現場的“慈濟”義工，到多年之后的自發社區重建計劃，更是處處可見民間力量的身影。事實上，無論是“南亞大海嘯”還是美國的“新奧爾良風災”，反應最即時、工作最有成效的，都不是政府部門，而是民間組織。

　　最近這次“百年一遇”的超級大雪災，除了讓我們看到政府架構條條塊塊間的不協，機制的缺陷，危機管理的不足與基礎建設的脆弱之外，最令人遺憾的莫過于民間社會的缺席了。是不是中國人都很涼薄很沒有愛心呢？當然不，我們知道有無數的企業正在發動救災捐款，許多平凡的老百姓自己提著沉甸甸的物資走到人滿為患的車站，更有一些民工愿意讓比自己住得更遠的人先行上車。中國社會的人心再壞，價值觀再虛無，但天不亡我，漫天飛雪，猶有溫情在人間。

　　問題不在于民間沒有救濟同胞的決心，而在于欲救無從，不知該從何處著手。評論家笑蜀在近日流傳甚廣的《缺的不是物，缺的是柔軟的心》一文中談到了他在廣州火車站的見聞：“我在現場看到的捐贈物資很多，好幾個地方都頂到了天花板，但都成包成包的沒開封，而就在這些沒開封的捐贈物資旁邊，很多婦女和老人都蓋著單薄的床單席地而眠。熱心人士捐贈的物資很少發放到他們手上，原因何在？”

　　這真是個好問題。為什么？為什么錢有了，物資有了，熱心的志愿人士也有了，但應該獲得幫助的人還是得躺在地上顫抖呢？笑蜀兄認為其中一個原因乃在于有關部門人員的冷漠，把救災當交差，所以才會不只不主動征召民間力量，甚至還將志愿人士的熱誠當作礙事的麻煩。但我認為除了他所說的“一顆柔軟的心”以外，更重要的其實是“如果平時讓NGO充分發育，讓他們有自由的廣闊天地，這時就不難召之即來，來之能戰”。

　　其實要是有健全的民間社會，有活躍的非政府組織，見諸近年國際上歷次大型災難，你又何需“召之即來，來之能戰”呢？他們根本就會不請自來，遍地開花。雖說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不再是往日那個全能型國家，政府逐步退出市場和各種私人生活的領域，但部分公務員仍把人民的自愿行為看成干擾，反映出一種不信任的態度。民間不是沒有人，他們只是沒有組織。而非政府組織，始終存活在一個灰色發展空間之中。許多規模龐大的老組織老機構一旦遇上什么事，根本沒有自主獨立的決策能力，只能聽任上頭的指示動員。至于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和近年新興的民間慈善團體，雖然比較獨立靈活，但也不能不低著頭走路，唯恐越雷池半步。

　　家產上億的湖北富商王元山最近宣布：“有生之年，我要將過億的全部家產無償捐獻給政府”。這真是個大笑話，可笑的不是王先生感人的熱誠，而是富商不捐錢給民間慈善機構反而要把錢交給全世界外匯儲備最高的政府！同樣的情況難道不也正發生在眼前的雪災之中嗎？一提到捐助，大家馬上想到的對象就是政府。就算民間善款和國家補助沒有經過無良地方部門“雁過拔毛”式的層層盤剝，就算前線公務人員沒有冷淡地對待人民的熱情，這也只不過是把全部的資源都集中在一個水龍頭而已。而在全世界的危急救災行動之中，最無效的恰恰就是只有一個大水龍頭的做法。難道連遇上了“百年一遇”的天災，也還要讓有關部門去壟斷救助的一切法門嗎？

　　其實不少部門在最近幾年已經漸漸體會到官方的局限與民間組織的潛力了。很多事情需要的不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政府，而是一個生機勃勃的公民社會。過去的2007年在很多論者眼中是“中國公民社會的元年”，從“黑磚窟事件”、“華南虎事件”、“重慶釘子戶事件”直到“廈門PX事件”，中國公民的意識與尊嚴都在不斷地覺醒。但愿這個步伐不要在今年停下來，讓13億看似平凡的老鼠發揮群體的驚人動力。

　　(文/梁文道；作者系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