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昆明日報》用四個整版公布了從市委書記、市長到各區縣及市直部門黨政領導班子成員的聯系電話，同時詳細刊登了他們的職務分工情況。這一專號在市民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報紙很快被一搶而空。

　　公布行政區域內所有主要領導干部的電話號碼，這種極富魄力的事情此前還鮮有所聞，因此，它不僅讓昆明當地的市民感到興奮，也讓所有關注政治生活的人們感到振奮。這樣的舉措之所以能在昆明出臺，當然與仇和有關。此前兩天，調任不久的昆明市委書記仇和在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軟環境建設動員會上，明確要求公布副處級以上干部的電話號碼，以推動黨務、政務的公開。作為中國政壇上以鐵腕著稱的人物，仇和每次推動的行政措施都會引起轟動與關注，這次當然也不例外。

　　領導的辦公電話算不上秘密，但在現實生活中，找領導干部的電話號碼與找領導本人幾乎同樣困難。這雖然多少有點奇怪，但已經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現狀。在并無外部壓力的情況下，地方官員主動改變安逸的局面，給自己和同僚找麻煩、添壓力，的確算得上一道“奇觀”。無論它是緣于銳意求變的技術考慮，還是出于深刻的政治自覺，都是值得贊許的。

　　昆明市民搶購領導干部的電話號碼，當然不是為了收藏，而是以備不時之需。行政機關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是中國老百姓在與“當官的”打交道時所積累起的負面經驗。最讓人難以理解的是，有些說起來簡單的事，一旦進入官僚主義的行政流程和司法程序，解決起來就遙遙無期，但只要“捅”到了領導那里，反而更有希望得到解決。看起來這很像是一種權力迷戀的幻覺，但是，現實卻一再印證了這樣的判斷，從總理討薪到各地推行的公安局長大接訪，都是很好的例子。這樣一種悖論般的現象或許說明，并不是官場中的人都缺乏溫情、善意與關懷，而是過于繁瑣的行政程序成為橫亙于民眾權利與行政權力之間的一道鐵門。領導干部的電話號碼則如同有魔力的鑰匙，只要輕輕一撥，就會云開日出、天朗氣清。所以，收藏領導干部的電話號碼，無異于給自己未來的生活加了一道保險。

　　仇和要求公布副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的電話號碼，用意或許就在于此。在暫時還不可能大幅削減行政程序的情況下，干脆把領導干部推到公眾面前，讓他們直面人民群眾渴望解決的種種難題，這很像是針對官僚主義的“休克療法”。說它是人治也罷，說它是非常手段也罷，但在公眾看來，它至少提供了一種特別的行政救濟，甚至是在現有框架下創造了一種政治資源，這難道不比另起爐灶、設計另一套繁瑣的制度來得更實際嗎？

　　當然，不可否認，公布領導干部電話號碼的現實效果可能并不穩定。更重要的是，在創造一種資源的同時，它也導致了更多行政資源的浪費。領導確實會更忙了，但那些原本應該為群眾辦實事的人倒樂得清閑，這不是有點古怪嗎？從這個角度看來，公布電話號碼倒像是一種政治隱喻，它呼喚的是大刀闊斧、刪繁就簡的行政改革，它要求的是簡潔高效、運轉靈便的行政體制，它要實現的是求真務實、貼近群眾的干部作風，而要達到這樣一些目標，就必須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這不禁讓人想起近來很熱門的一個話題，即大部門制。雖然大部門制與公布干部電話號碼大異其趣，但兩者卻有著相似的動機，那就是削除行政冗余和提高行政效率。所以，如果我們放棄以娛樂的眼光看待仇和的做法，就會意識到，發生在昆明的一切，很可能預示著我們的政治改革正在向著怎樣的方向推行。（蔡方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