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審這項長期存在于法規文本和表面現實中的制度，多年來一直被忽略，處于“功能休眠狀態”。許霆案中的當事人是不走運的，但就司法制度進步而言，這卻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緣。

　　近日，廣東省高院裁定許霆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回重審。在重審過程中，許霆表示“取款是為保護銀行財產”，這引起眾多網友的非議。(2月23日《新京報》)

　　從普通公眾到法學專家，都對此案高度關注。顯然，許霆案一審判決無期徒刑的處罰后果，超出了人們對正義和法律的天然感知與樸素信賴。批判的矛頭對準主審法官，然而在刑法明文規定“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的，最低處無期徒刑”的鐵律下，法官縱然有辜憫之心，但作為“法律的仆人”只能依法判案。偶爾滯后現實或者導致不公，又是法律之治的天生缺陷。因此，民意沒有亂言，法官沒有失職，法律也基本無可指摘。問題也出在：此案中人民陪審員“失聲”，民意與個案審判之間的互動渠道處于斷裂狀態。

　　很多法學界人士從不同方面對“許霆案”激揚文字，但據筆者觀察，至今似無人反思陪審制。而這失聲的“陪審”，讓許霆萬般委屈，也使普通民眾陡然覺得法律有些不可理喻，主審法官也因此被貼上“司法機械主義”的標簽。

　　許霆案后，媒體曾索引西方國家的類似事件，典型如英國銀行不僅不提出檢控，而且“甘吃啞巴虧”，連損失也不去追回。其實，不全是英國金融業的“紳士風度”，更要歸功于陪審制度這只看不見的手，在事件背后起到了根本指引作用。英國銀行明知，即便它有心將“污點提款人”治罪，一路闖關成功進入法庭，陪審團成員也會根據自身道德感和正義標準，斷然做出無罪裁決。

　　公民陪審作為司法民主化的產物，是法庭吸納社會正義觀念的重要機制，簡言之，就是直接讓不特定普通社會成員，就“社會危害性”這一抽象標準進行直觀判斷。也正因為此，英美等國家司法制度雖一改再改，陪審制度面臨種種指責，但仍得到政治法律界的力挺而基本保留，特別是在刑事訴訟和民事誹謗等倚重社會通常觀感的案件中，由陪審團直接決定罪責有無和誹謗侵權是否成立。

　　我國和大陸法系國家雖不設專門的陪審團，卻將其簡化成陪審員，與法官一起組成合議庭聽審。不僅如此，根據法律的賦權，人民陪審員在審理中與法官享有同等權利，既參與定罪也參與量刑，其形式職權遠大于英美國家的陪審團成員。因此，在三人合議庭上，只要兩名人民陪審員愿意，他們的聯合意志完全可以以壓倒性否決法官的“惟法是從”，宣判許霆無罪。作為人民陪審員，他們的依循就是日常的是非標準、樸素的罪罰責任平衡。他們不拘泥于成法，不僅不違背法的精神，恰恰契合了法的公共民主本質和社會正義底色。

　　現在看來，陪審這項長期存在于法規文本和現實中的制度，多年來一直被忽略。許霆案中的當事人是不走運的，但就司法制度進步而言，這卻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緣。同時，它以一種極端方式昭示人們，一些制度設置并非從一開始就是空洞盲目的，它的合理價值在于“人為激活”，就像轉動起來的陀螺才有魅力。當然，鑒于許霆案重回一審，離最終定罪尚有時日和運作空間，希望各方能付出更多的智慧和責任，使許霆本人成為陪審制度從紙面上復活的第一位受益人。

　　□陳創東(北京 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