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換屆選舉期間，平頂山市的領導干部和黨代表，都收到了一條辱罵時任平頂山市委書記鄧永儉的短信。對這條短信，上上下下都十分敏感，迅速上報公安部。短信發布者很快被鎖定：時任平頂山市新華區委書記的杜欣。他不僅交代了“短信事件”，還交代了貪污、受賄等犯罪事實：在擔任新華區委書記的8年間，共收受149人的近千萬元賄賂。(2月26日《檢察日報》)

　　又一條蠹蟲被揪了出來，大快人心。可是，痛快之余，筆者不由得假設起來：假使不出現“短信事件”，杜欣的特大腐敗案能夠被捅出來嗎？他會不會繼續做他的區委書記或者榮升其他的什么“長”。

　　查處特大腐敗案和偵破短信事件，哪一個更重要？不言自明。可是，為什么短信事件能“馬上”、“迅速”偵破，而對特大腐敗案，則茫然不覺呢？是因為難以查處么？杜欣的腐敗歷時8年，收受了多達149人近千萬元的賄賂，難道就沒一點蛛絲馬跡？俗話說，世界上不存在永遠捂得住蓋子的醬缸。更何況，杜欣的手段并不見得如何高明，僅僅因為短信事件，他就把自己的特大腐敗罪行竹筒倒豆子一般地倒了出來，也不見得有多高超的技巧嘛。

　　對比短信事件的迅速被查處，我們可以窺見端倪：短信事件直接影響了市委書記的形象，“破壞了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對某些領導干部來說，這是比天還大的大事，當然得予以雷霆一擊。而特大腐敗案，受害的則僅僅是無權的普通百姓，自然可以不聞不問或少聞少問了。

　　如果能把特大腐敗案看得和領導形象受損的短信事件同等重要，腐敗分子還能夠肆無忌憚地腐敗嗎？(謝浮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