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集體協商的曲折之路

　　今年1月，在金融街附近方苑酒樓做服務員的王海平的工資又漲了150元。對此，王海平很感謝金融街街道的工會，因為工資就是工會跟老板談好以后才漲的。

　　作為北京市總工會、勞動保障局以及北京企業聯合會共同推動工資集體協商的試點區，北京市西城區金融街街道工會2005年簽訂了第一批工資集體協商合同。

　　近日，記者在金融街街道的企業和工會實地調查后發現，簽訂工資集體協商合同后，區域性工資水平平均每年增長10%。但在這十個百分點的背后，也有諸多難處和困惑。

　　“小工會”促成漲工資

　　王海平今年22歲，來自河南信陽的農村。2005年高中剛畢業后，在老鄉的攛掇下，

　　她來到了北京，在金融街附近的方苑酒樓做服務員。“家里一共不到兩畝地，我爹媽在家里都能干了。”王海平一邊低頭收拾屋子，一邊向記者介紹家里的情況。

　　“我剛來的時候,每個月工資包吃包住才600元。后來街道到我們酒樓建了一個工會小組，讓大家都加入工會，每年還跟企業簽訂集體合同。今年漲150元工資就是工會跟老板談好以后才漲的。”

　　“酒樓一共有23名員工，2006年金融街街道工會在酒樓里建立了工會小組，23名員工都加入了工會。”方苑酒樓的工會小組負責人李梅說，每年金融街開職代會的時候，她都要代表酒樓的工會小組參加。

　　2007年金融街職代會后確定了區域內最低工資為750元，酒樓的老板和西城區工會非公企業聯合會金融街分會簽訂了工資集體協商合同。由于今年春節前后酒樓生意很好，在工會小組和老板協商后，老板又給每個員工加了150元的效益工資。

　　區域工資每年增長10%

　　對于西城區金融街街道工會主席胡樹德來說，方苑酒樓只是一個成功案例，在推進工資集體協商過程中，他還有大量工作要做。從三月份開始，他所在的工會又開始核查企業落實監督集體合同和工資集體協商的情況。

　　談起工資集體協商機制，胡樹德說，2003年，北京市總工會、勞動保障局以及企業聯合會三家在西城區開始試點工資集體協商機制。金融街街道在2005年開始簽訂第一批工資集體協商合同。

　　“工資集體協商就是工會組織和企業方進行協商，定出員工的最低工資和增長幅度。”胡樹德向記者展示了一份《金融街地區非公有制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協議書》，其中第二條規定，企業根據北京公布的工資指導線等因素，確定職工年平均工資水平和工資總額的調整幅度。“在職工平均工資**元的基礎上，本年度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率為**%。”

　　“每個有工會的非公企業都要簽訂這個協議，不同企業的最低工資和增長率也不盡相同。不過，在效益增加前提下，工資增長率基本都保證在了10%以上。”胡樹德說。

　　對于一些25人以下的企業，由于不具備建立工會的法定人數，企業內部的工會小組將和其他企業聯合起來，組成工會非公企業聯合會，由聯合會和企業簽訂協議書。王海平所在的方苑酒樓便屬于此種情況。

　　非公企業建工會費周折

　　根據《工資集體協商辦法(試行)》，各級工會組織是和企業進行工資協商的主體。

　　“1999年前，金融街只有5個工會，全部都是機關、事業單位的，沒有一家非公企業有工會。”胡樹德說，街道工會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在廣大非公企業里建立工會組織。

　　然而，就是這第一步，卻邁得并不輕松。

　　2003年，在西城區工會的部署下，金融街街道開始在非公企業內建立工會組織，并專門組建了4個社區工會辦公室。

　　這一年，53歲的趙淑云從北京建材集團總公司墻體材料公司黨辦退休。因為熟悉黨務工作，趙淑云被社區居委會推薦成為了街道的4名工會助理員之一。“我們4個人分別負責一片社區，任務就是在那些沒有工會的企業里建立工會組織。”趙淑云說。

　　當年，趙淑云像“掃街式銷售”一樣，天天在社區內挨門挨戶地跑。“金融街的商務大廈特別多，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進入大廈中去。”趙淑云回憶為一家金融網絡公司“建會”情況時說。

　　趙淑云要過的第一關是說服保安，告訴對方自己是街道工會助理員，為大廈里的企業建立工會。在保安狐疑的目光下，趙淑云“鎮定地”進入電梯，并來到了位于大廈最高層的那家網絡公司。

　　接下來面對的是前臺小姐。為了說服前臺小姐，趙淑云前前后后跑了十多次。最終，趙淑云見到了公司人事經理，并遞上厚厚一本建會資料。之后兩個多月，趙淑云終于接到人事經理咨詢建會問題的電話。將近半年時間，這家公司才建立起來了工會組織。

　　“在非公企業內建立工會，肯定要經過企業老板的同意。很多老板都問為什么要建工會，建了工會有什么好處。”胡樹德說，一些老板甚至當著他的面問員工，想加入工會的請舉手，結果辦公室里沒有一個人舉手。

　　職工代表無奈投棄權票

　　盡管遭遇了很多阻力，但經過不懈努力，金融街建立工會的企業開始增多。

　　2005年，金融街街道開始在37家試點企業中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之后又針對小企業組織了區域性的集體協商工資機制，將區域內小企業內部的工會和工會小組組織起來，由社區工會和企業協商工資。到2006年10月，金融街又建立了“金融街地區非公有制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并召開了第一次金融地區非公企業職代會。

　　“區域性職代會對推動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作用特別大。”胡樹德說，在職代會上，所有建立工會組織的企業都派出了代表參會。

　　但在大會上卻發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

　　在表決《金融街地區非公有制企業區域性集體合同》和《金融街地區非公有制企業區域性集體協商工資協議》時，兩名代表投了棄權票。

　　這兩名職工代表是兩家非公企業的工會代表，為什么職工代表不愿意投票贊成對職工有利的事情呢？胡樹德事后詢問了兩名代表。

　　“我們公司里，工資就是老板說了算，我即使投票贊成，回去以后也沒有辦法說服老板簽這個協議的。”一名代表很無奈地說。

　　胡樹德在大會后拜訪了這家企業的老板。

　　老板把他為職工做的事情一件一件告訴了胡樹德，并把職工的工資單拿給胡樹德看，說他并非不關心職工，工資也并不比協議中規定的少。

　　在胡樹德看來，基層推廣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最大的困難就是改變老板和職工兩方面對工資形成的看法。

　　工資指導員教老板算賬

　　2007年夏天，金融街街道成立了北京第一個社區工會服務站，為社區內所有企業工會和職工提供維權、咨詢服務。趙淑云成為了服務站的第一任負責人。

　　沒過多久，幾名叫做“工資協商指導員”的年輕人分到了服務站里。“我剛開始也不知道他們能指導什么，只知道他們都是大學生，知識層次也比我們高。”趙淑云說。

　　其實，這些工資協商指導員是根據西城區工會統一部署的專業工會工作人員，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幫助職工和老板平等協商。

　　但協商過程是頗費精力的。

　　有一個建筑企業不愿意給工人漲工資，工資協商指導員就和企業老板一起做成本分析，并告訴對方，工人的收入確實低了，再不加薪可能就會造成人員流失，而新員工上手又會耽誤時間、提高培訓成本，這樣會得不償失。

　　工資協商指導員雖然可以很好地幫助職工談判，但記者了解到，目前專業的工資協商指導員數量有限，還有很多工資指導員因為本身的收入問題在流失。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所副所長楊宜勇一直在從事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研究。據他介紹，工資集體協商在一些國家里已經是通行的做法，通常是行業組織通過聘請專業律師或第三方與企業進行協商談判。“博弈是需要成本的，如果要取得更利于勞動者方的協商結果，就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楊宜勇說。

　　“我們特別希望工資集體協商能夠作為法律制度確定下來。”胡樹德的話代表了很多在基層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工作者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