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以往不同，今年兩會，產生了三個階層的“明星代表”。一是已經在娛樂界成名的大腕，二是已經和正在崛起的民營企業家和商人，三就是來自上海的朱雪芹、廣東的胡小燕和重慶的康厚明三位農民工代表。

　　筆者以為，這三個基層的代表成為兩會期間媒體聚焦的“明星”，其引發的種種評議確實是社會進步的標志。其中，上可以看見政府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決心，下可以看見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主體在當下越來越成熟的訴求自身利益的觀念進步。

　　在農民工代表身后，站著上億的農民工。多年來，恰恰是因為他們的知識結構簡單，社會地位低下，才導致他們喪失了話語權，其自身的利益訴求長期得不到滿足，很難與其他利益階層平等地分享改革的現有成果。

　　著眼于當下的社會條件，必須關注的是，這些當選了的農民工代表在跳進“龍門”之后，是否可能出現自己利益訴求的異化，甚至背叛自己的階層利益呢？在網絡上關于此事件的評議中，已經有網友感慨三位農民工人大代表更像新聞發言人。而且，在將近三千人的全國人大代表中，農民工代表僅有三人。他們分別來自上海、廣東和重慶，不僅地域代表性也有所欠缺，行業欠缺亦在所難免。

　　據《新快報》報道，近日，網友“飛泉鳴琴”在人民網發起了“明星應不應該當政協委員”的網絡調查，截至3月6日晚8時許，85%的網友投了反對票，僅有不到一成的網友支持明星參政。在諸多反對理由中，有一條值得特別注意：“各行業明星是行業技術精英，非政治精英，也少有時間思考政治，不可能為國獻策，讓社會精英參政才是正路。”

　　和明星一樣，農民工亦非政治精英，他們少有時間思考政治。但是，在現有條件下，讓各個階層的利益代言人說話，通過話語碰撞，不但可以均衡社會利益格局，而且符合民主政治中對“人的利益假設”這一前提。

　　由此，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非政治精英并非不能當選兩會代表，關鍵是，各個階層的代表在議政時，要能起到均衡利益格局的效果。

　　從這一邏輯出發，在力度上考慮，和政協委員穆麒茹、張茵等痛快淋漓地為自己利益階層說話的底氣比起來，農民工代表的提案顯然不能滿足其自身基層的利益訴求；在參選數量上考慮，和那么多的明星代表比起來，三位農民工代表和他們龐大的利益群體還不相稱。

　　故此，在農民工議政有了制度性支持的今天，農民工代表在質量和數量上需要打開突破口。(韓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