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往年不同，今年兩會有個新特點，即代表委員間展開觀點交鋒比較明顯。譬如，來自教育界的一位政協委員，對另一位委員提出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應取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等內容表示質疑。曹淑敏委員在政協討論會上因為提出“手機通話費不是高收費”，立刻引起了現場一片嘩然，認為手機通話費過高的其他委員馬上“群起而攻之”，不留半點面子。

　　誠然，代表、委員們在會上“吵架”的現象被公開報道，這大大增加了“兩會”的透明度，比起代表、委員停留在鼓掌、表決心、“學習”報告等現象來說，這確實有新意。然而，對于這種新現象，是不是就可以一味給予樂觀評價，值得冷靜思考。

　　留心目前已經被公開報道過的幾次“吵架”現象，不難發現，有些“架”之所以會“吵”起來，往往是因為其中一方提出的觀點“驚世駭俗”，完全顛覆了一般公眾的觀感，難免有為特定利益集團說話的嫌疑。

　　那么，他們敢于在“兩會”上公開提出這些“驚世駭俗”的意見，引起爭論，這究竟是說明“兩會”上有了真正的議政，還是說明一些富貴階層、利益集團已經公開地在“兩會”上為自己爭取更多利益呢？馬克思說過，思想一離開利益將會使自己出丑。因此，后者的可能性其實更大，情況就不容盲目樂觀，反而值得深思：這未必真是反映了民主新風，而不過是反映了當前的富貴階層、既得利益集團不僅積聚了大量的財富資源，而且開始利用更多的參政議政資源來為自己服務，試圖進一步強化自身的利益。與過去“兩會”上在“一團和氣”之下的遮遮掩掩相比，他們現在說話更加赤裸裸了。

　　在這種情況下，當一些來自富貴階層、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委員聲音更為強大，這對于廣大的工人、農民工等普通百姓來說，未必是件好事。當然，包括張茵委員在內，這些代表、委員都宣稱自己的意見是為了國家、人民、社會等，但是，由于所處的地位不同，看問題的出發點不一樣。

　　從根本上來講，真正完善成熟的議政，絕不僅僅是有了公開辯論、“吵架”就行了，更要確保參與辯論的人是經過民眾充分授權、能夠切實維護民眾權益的，要確保代表、委員們的發言始終不敢忽視民眾的感受、超越民眾的利益，這樣才能真正體現民主。一言以蔽之，在代表、委員們的比例構成本身缺乏合理性情況下的所謂“辯論”其實是意義不大的。所以，對于今年“兩會”上出現的公開辯論等新現象，人們不可盲目樂觀，反而應該憂思：在來自富貴階層、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委員們說話更加直接、更加強勢的情況下，急需盡快改進、完善現有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比例結構，讓真正來自工人、農民工等普通百姓群體，能夠切實代表他們意愿的代表、委員多起來，讓他們也更多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只有這樣，才能使“兩會”真正更好地體現出民主議政。(鄧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