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密人員受到處分

　　調研工作高度保密，且非常低調，但泄密還是發生了。1996年春天，香港的報紙發布了一個消息———內地準備設立重慶直轄市，連區劃示意圖都刊登了出來。“跟后來公布的一致。”孫秀東回憶，這讓調研小組的工作一度很被動，不久，泄密事件水落石出，原來是某地方報紙的負責人違反紀律走漏了消息。該負責人因此受到處分。

　　泄密事件基本上未影響重慶直轄的進程，調研論證工作完成后，1996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通過了重慶市改為直轄市的方案。隨后，籌備組建重慶直轄市的工作開始。是年9月，蒲海清調任重慶市代市長，萬縣、涪陵和黔江開始交由重慶市代管。

　　蒲海清認為，重慶直轄是中央的決定，而三峽移民是關鍵因素。資料顯示，整個三峽庫區的移民，80%屬于重慶。

　　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提出可以把四川分為兩個省，解決“面積太大、人口太多、不便管理、不便發展”的問題。1994年，三峽工程上馬。次年，李鵬考察三峽工程時提及鄧小平的設想，表示可以考慮據此設立重慶直轄市。

　　1997年2月，重慶設立直轄市已是萬事俱備，李鵬代表國務院向全國人大提出《關于提請審議設立重慶直轄市的議案》。國務委員李貴鮮在闡釋這份議案時，總結出重慶直轄的三大作用，除了統一規劃、安排、管理三峽工程建設和庫區移民，還包括減輕四川省人口過多和行政區域過大的發展壓力，以及發揮重慶的區位優勢和輻射作用，帶動西部發展。

　　三座大山和“三最”

　　1997年6月18日，重慶直轄市正式掛牌。“像個大縣城。”蒲海清形容，剛到任時的重慶缺乏活力，交通擁堵，城市環境差。商場晚上七八點就熄燈關門。1997年春節，他帶著主城區的書記、區長上街查衛生，撿垃圾，讓他們上電視向公眾承諾，解決“臟亂差”現象，并請電視臺監督。

　　為了改善城市環境，激發市民熱情，重慶市政府還采納建議，決定拆掉人民大禮堂的圍墻，建設人民廣場。由于財力緊張，政府號召市民捐款，“有孩子捐出了壓歲錢。”蒲海清介紹，政府一共收到捐款近千萬元。1997年重慶直轄市掛牌前，占地2.3萬平方米的人民廣場用兩個月時間建成。廣場一側專門樹立紀念碑，記錄這段歷史，并刻下捐款超過千元的市民名單。

　　“困難太多了，不是一般的困難。”蒲海清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城市環境，更在于背后的經濟因素。40萬下崗職工、103萬移民、300萬貧困人口，這在直轄伊始，被稱為重慶發展道路上必須翻越的三座大山。1996年，三大直轄市上海、北京、天津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分別比重慶高5倍、3倍、2.9倍。與它們相比，重慶有“三最”———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經濟最窮。

　　解放思想、加強改革，是蒲海清的對策。他回憶，直轄后第一件事，就是組織全市干部學習鄧小平南巡講話。

　　下一步“暫無秘密”

　　“不可同日而語。”1999年離任后，蒲海清還不時回重慶。說起十多年來的發展，他只列舉了一組數字：直轄之初，重慶的高速公路不到90公里，如今已超過1000公里。不只是高速路的長度在變。1997年，從重慶最邊遠的縣城出發，兩天才能到達市區，現在不超過8小時。

　　重慶直轄10年后的2007年，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了《重慶市城鄉總體規劃(2007—2020年)》，明確重慶是我國重要的中心城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國家重要的現代制造業基地、綜合交通樞紐、城鄉統籌的特大型城市。另據今年初重慶市兩會公布的數據，三峽重慶庫區的百萬移民工作已基本完成。

　　“如果不直轄，重慶也會發展，但肯定不如現在。”渝中區居民小澤形容，重慶現在很“洋氣”，他跟別人提起家鄉，比以前自豪了。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行政區劃史，1988年設立海南省，1997年設立重慶直轄市，香港、澳門相繼回歸后成立特別行政區。這是改革開放30年間，中國省級行政區劃的4次變更。

　　有媒體分析，改革開放以來的地方行政區劃變革，經濟因素成為決定性的價值標準，重慶直轄“顯然是經濟主導的行政區劃變革案例”。

　　像重慶在高度機密中籌備直轄一樣，下一步中國是否還有重大行政區劃變革的“秘密”？孫秀東說，“如果有也不能說，當然，目前是沒有這方面的規劃。”(記者 白杰戈）

[上一頁]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