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預算審議過程中，代議人當然也就知道選民究竟想要政府為他們做什么。只有通過選舉產生的議會確定預算方案，稅錢才能真正實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保證我國的財政預算符合公共需要，“兩會”還得在預算審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最近，“公共預算”這個概念頗受社會關注。長期以來，我國各級政府預算都是由行政決定的，人大和政協發揮作用不夠。在每年“兩會”上，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審議的財政預算都是粗線條的。對普通全部公民而言，政府預算方案也不應該成為國家秘密。否則，在缺乏人大和社會監督的情況下，財政預算的“公共性“就很難得到保證。前幾年，廣東省人大率全國風氣之先，對省政府提出的細化預算方案進行實質性審查，結果發現了很多問題。這說明人大監督對于”公共“預算來說是何其重要。

　　從國外來看，預算大概分兩個過程：先由行政制定預算草案，再由議會審議、修改和通過。第一個過程各國都有，看起來也和中國差不多。譬如美國的管理和預算辦公室與中國的財政部頗為類似，先匯總各部門提出的預算，調整后交給總統，再由總統向國會提出預算草案。美國建國時，制憲者都認為應該由國會來管預算，行政不應該插手，但后來發現預算實在太復雜，尤其是行政部門在新政后高度專門化、復雜化，議會根本就管不過來，因而預算都是由總統先制定一個草案，然后交給國會通過。

　　第二個過程各國也都有，但是法治發達國家的預算審議過程要比中國長得多。美國國會要花大半年時間討論預算報告，最后總統提出的預算草案往往被修改得面目全非。雖然某些項目如社會保險，每年都是固定的，不能修改，但是國會在預算過程中仍然發揮決定性作用。因此，雖然各國行政都在預算過程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議會還得有一個實質性的控制，否則政府開支就可能與社會需要脫節。

　　在很大程度上，現代國家是一個財政國家，政府的主要任務就是花納稅人的錢為納稅人辦事。但是究竟辦哪些事，必須由納稅人選舉產生的代議機構來決定，因為根據理性選擇理論，理性自私的人一般都會首先考慮自己的利益；這樣，如果完全由行政自我決定，那么納稅人的錢恐怕主要不是花在納稅人身上。更何況即便政府想為老百姓做事，但是如果后者不能參與預算過程，那么政府往往不知道老百姓究竟需要它去做哪些事情。代議機構的選舉就是一個信息交換的過程：選民將反映自己利益的代議人選上臺，代議人也通過和選民大量接觸而得知民情。在預算審議過程中，代議人當然也就知道選民究竟想要政府為他們做什么。只有通過選舉產生的議會確定預算方案，稅錢才能真正實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相比之下，我國的“兩會”會期較短，中間還要審議一些重要的法律、產生政府人選、聽取并通過政府工作報告，花在預算上的時間比較少。這樣，預算開支就很容易和社會需要脫節。譬如在大多數國家，社會福利、醫療保險、基礎教育都是政府開支的大頭，但是在我國，雖然現在花在這些方面的錢每年都在遞增，但是總體上說離社會需要差距很大。要改變這種狀況，根本在于改革財政預算制度。

　　我國的公共預算改革可以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行政層次上的技術性改革，主要是改進預算制定、執行和審計等過程的技術與方法，提高公共預算的效率、降低制定成本。其次是行政公開和透明度改革，要求行政部門在制定預算過程中充分考慮民意，公開預算甚至公開聽政。目前已有一些地方開始了這類試驗，譬如浙江溫嶺的“民主懇談”，取得了相當好的社會效果。最后是公共預算的制度化建設，主要是指完善各級人大的預算審議職能，例如廣東省人大近年來率先嘗試的預算改革。

　　相對來說，第一個層次的改革難度最小，但是在第二和第三層次缺位的情況下恐怕成效有限，因為在缺乏外部監督的情況下，改革的內部動力往往不足。第三個層次難度最大，但是我國公共預算改革最終必然離不開人大制度的作用；否則，即便某些地方的公共預算可能因為開明的領導而一時走在前面，但是領導調任之后就未必能持續下去。盡管如此，在目前的條件下，各級人大還是有很多事情可做，譬如至少要求預算細節在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范圍內公開。

　　真正的公共預算必然是由代表民意的代議機構決定的。各國都是如此，中國自然也不能例外。要保證我國的財政預算符合公共需要，“兩會”還得在預算審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張千帆 作者系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