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南極對于十億中國人而言，只是潔白模糊的冰雪荒原。它還不是人類向往的旅游探險勝地，也不曾作為奧斯卡影片的故事背景。

　　這一年，591名中國人踏上通往南極的征途。在與北京距離17501.949公里的地方，建成了首個南極科學考察站，并命名為“長城站”。

　　當年3月20日，世界氣象組織正式接納中國南極長城站氣象站為世界氣象觀測站之一，編號89058。這標志著，中國建設的南極考察站，第一次贏得國際認可。

　　現任國家氣象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的卞林根，當時正在南極承擔氣象觀測、制作報表、發報等任務。對于這一消息，他并未感到意外：“我知道國際上一定會承認它，因為長城氣象站設備已經達到了標準化水平。”

　　屈辱堪培拉：中國要建南極站

　　對于南極，中國是位“遲到者”。

　　雖然早在1957年，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便提出了極地研究的必要性。但直到1980年1月，中國科學家董兆乾、張青松，才首次被國家科委派至南極。

　　這一時間，比18世紀70年代，西方最早的科學探險晚了兩個世紀。

　　“當時甚至不知道該去考察哪些項目，只能從報紙上看看其他國家是怎么做的。”時任國家海洋局科技部綜合計劃處副處長的郭琨說。而那時，已有18個國家在南極洲建立了40多個常年科學考察基地，以及100多個夏季站。

　　中國南極考察委員會———中國首次成立的專門的南極機構———成立于1981年5月11日。而其成立之初，政治目的遠遠大于科學目的。

　　當時，一些國家的南極機構和民間組織表示愿與中國合作，并邀請中國科學家參觀他們的南極站。為“統一口徑”由專門部門辦理相關業務事項，外交部、國家科委和國家海洋局報國務院批準，成立國家南極考察委員會，郭琨任委員會極地辦主任。

　　1983年9月，郭琨等3名中國人首次赴澳大利亞堪培拉，出席第12次《南極條約》締約國會議。

　　《南極條約》分為協商國和締約國。協商國由原簽訂協議的12個國家和以后在南極建立考察站的國家組成。沒有建立南極站的中國，只得以締約國的身份加入條約。這意味著，當時的中國，在國際南極事務中沒有表決權，甚至出席會議時都不允許傾聽實質性內容。

　　25年之后的今天，郭琨依然用“屈辱”二字，形容當年參加這次會議的感覺。他無法忘記，每當會議進入實質性階段時，一柄小木槌便會“咚”地敲下———所有非協商國代表被請出會場“喝咖啡”，事后，也無人向他們通報會議進程和情況。

　　被一次次“驅逐”出會場時，這位48歲的河北漢子，眼中涌起淚水。他領悟到，建南極站與否不是小事情，“它關乎國家榮辱和民族尊嚴。”

　　當時的聯合國5個常任理事國中，中國是惟一不能參與表決南極事務的。“這同中國的國際地位很不相稱。”郭琨和一批中國科學家都呼吁早日建立南極站，獨立考察南極。

　　1984年2月7日，32名科學家聯名致信黨中央、國務院，建議中國建立南極考察站。

　　總理批示：建站不超2000萬

　　“32名學者聯名寫信給黨中央，建議我國應獨立組建南極考察隊，這件事并不簡單。”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接信后批示。

　　但他同時也表示了擔憂。由于國家經濟并不寬裕，他提出質疑“放著國內許多地方不開發，跑到南極去花錢”，擔心人民會有異議。

　　副總理李鵬則建議國家海洋局制定建南極站的方案。“爭取一立足之地，花錢在2000萬以內”。總理趙紫陽在隨后的批示中基本認可“2000萬”這一數字，但提出一定要計算得準確些。

　　根據李鵬的批示，1984年5月，國家南極考察委員會、國家海洋局開始調研南極考察、建站的總體方案。此后，郭琨曾三次陪同當時國家海洋局局長羅鈺如，到李鵬辦公室匯報南極科考籌備情況。6月25日，趙紫陽代表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建設中國南極長城站的報告。

　　在確定啟航時間的報告上，李鵬用斜長的字體批示：“把困難想得多一點，準備周到一點，做到安全第一，站住腳，過好冬，積累經驗，為完成南極考察長期任務奠定好的基礎”。

　　進軍南極：“大海比后媽還狠”

　　1984年11月20日上午10點整，黃浦江畔汽笛長鳴。首支中國南極考察隊啟航。

　　這支隊伍共計592人(一人中途下船)，分乘向陽紅10號遠洋科學調查船和J121號打撈救生船兩艘船。

　　其中J121號乘坐的是308名海軍官兵，負責在陌生航線上保駕護航；向陽紅10號則乘坐的是155名船員和128名考察隊員。

　　進軍南極絕非坦途。一個多月間，隊員們需要穿越熱帶、北溫帶、南溫帶、南寒帶四個氣候帶，如同穿行于四個季節。短時間內氣候、時差的變化，使人的生物節奏紊亂。

　　1984年12月12日，兩船駛入西風帶。

　　西風帶，又稱暴風圈。常年狂濤巨浪，七八級的大風，掀起十余米海浪，“船騎著浪頭走。”郭琨描述，時常一個浪從船頭打到船尾，餐桌上的飯菜嘩啦一聲“蹦”到了地上。

　　嘔吐，據郭琨統計，這是60%以上的隊員都有過的經歷。有隊員忍不住去找郭琨：“隊長，太難受了，我想跳海了。”

　　暈船嚴重影響了隊員們的食欲，很多人吃幾口飯便開始嘔吐。為此，南極洲考察隊還特別號召“共產黨員要帶頭到餐廳吃飯”。

　　當時流行的歌曲里唱道“大海啊大海，就像媽媽一樣”，隊員們戲稱，誰說大海像親媽，比后娘還狠！

　　1984年12月30日15點16分，頭戴“中國”字樣帽子、身穿天藍色羽絨服的中國考察隊員，登上了南極洲南設得蘭群島中的喬治王島的冰雪荒原。

　　隊長郭琨手擎從國內帶來的五星紅旗，走在隊伍前列。如今，這面旗幟作為首次南極科考的紀念，保存在國家博物館。

　　挑戰南極：每天勞動17小時

　　在經歷了40天的海上風暴之后，南極建站，成為橫在考察隊員面前的另一難題。啟航前，經中國南極考察委員會的集體討論，首個南極科考站已經命名：長城站———取“萬里長城向南極延伸”之意。

　　經過幾天的勘察和研究，科考隊為長城站確定了位置———喬治王島的菲爾德斯半島南部。

　　“南極站不是幾棟房子，而是一個小型城鎮，是一項綜合的系統工程。”由于從來沒有在冰原上建房屋的經驗，郭琨感覺壓力很大。

　　首先是氣候的挑戰。南極夏天的平均氣溫為零度，當時站上最低氣溫零下7度，大致相當于北京的冬天。

　　根據郭琨當時的日記，在南極停留的59天里，8天晴，26天雨，25天雪。大風來襲時，最大風力達每秒40米，強度超過12級臺風。隊員們居住的塑料帳篷常被大風掀翻，拉鏈式的門簾縫時而灌滿雪粒。有時隊員收工后，帳篷里積雪已有一尺多厚。

　　初抵南極的15天內，站上還沒有安裝發電機，科考隊居住的帳篷里沒有任何取暖設施。

　　隊員們睡在充氣塑料小帳篷里，地上鋪充氣墊子，身上蓋鴨絨睡袋、被子。每天清晨起床后，鴨絨睡袋下面便濕漉漉的。如今73歲的郭琨，腰椎和腿部的疾病，便來自那時留下的病根。

　　郭琨回憶，每天早晨5點左右，他就開始到各個帳篷吹哨子叫大家起床干活。“有時候我心里也不忍啊。”隊員們每天早晨蘸著雪在臉上胡擼一把，就完成了洗漱；飯也是炊事班將雪堆在鍋里，用融化后的雪水做的。

　　郭琨介紹，大家每天勞動時間都在17個小時左右。有隊員說，跟保爾·柯察金修鐵路的勁頭是一樣的，一樣的苦一樣的累，一樣的激情。

　　“我們從來沒考慮過待遇什么的。”郭琨說，有時候外國人來長城站施工現場參觀，看見隊員們沒黑沒白地干，一天都不歇，忍不住問：“你們掙多少錢啊？”隊員的回答是：“如果要掙錢的話我就不來了。”

　　45天后，1985年2月14日，中國南極長城站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將從國內帶去的長城站銅制站標鑲嵌在第一棟屋門正上方。22時，長城站宣告建成。

　　郭琨和隊員們激動得抱在一起，放聲痛哭。”終于體會到女排獲得世界冠軍時，她們為什么會抱頭痛哭。“有隊員這樣描述當時的心情

　　建好的長城站，主體部分由6棟橘紅色的房屋構成，并包括發電站、通訊電臺、氣象站、測繪、食品庫、科研棟、醫務文體棟、上下水管路、污水處理系統、油庫、車輛、機械工具、碼頭、直升飛機機場、郵政局等20多個部分。

　　1985年10月7日，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第13次《南極條約》協商國會議上，由于獨立南極科考站的建立，中國正式成為《南極條約》協商國。

　　南極事務，中國有了發言和表決的權力。

　　- 延伸

　　中國將建　第三個南極科考站

　　自1985年在南極建成長城站以來，中國幾乎每年進行一次南極科學考察。1986年、1992年、1995年，中國曾三度擴建長城站。

　　1989年2月，中國又在南極圈內建立了第二個南極科考站———中山站。兩站建成后，中國的南極考察完成了以“建站”向“科考”為中心的轉變。

　　2008年3月，中國南極科考隊結束了第24次南極考察。根據規劃，“十一五”期間，中國即將在南極再建一個科考站。(記者 溫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