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藍藻事件纏身的太湖自不必說，曾經84條出口河道，現在只剩下10多條；鄱陽湖水質逐年下降，幾乎被20年的圍湖造田啃掉一半，中國淡水湖的老大地位幾乎不保；八百里洞庭的地盤也減去了3/5；巢湖因水質污染，一度列入“限批”黑名單；黃河斷流；長江水污染……中國四大淡水湖、兩大母親河無一不受“水安全問題”纏身。如今，隨著環境保護部的成立，水治理問題重新被專家們集中拋向政府，也留給環保部一串待解的問號。

　　水污染：有多少湖泊可以幸免？

　　作為中國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陽湖承納了贛江、撫河、信江、饒河、修水五大河流，以及博陽河等小支流的來水，經調蓄后由湖口注入長江。在中國的四大淡水湖泊中，鄱陽湖曾被認為是唯一沒有出現富營養化的湖泊，有著中國“最后一盆清水”之譽。

　　然而江西省水資源公報的數據表明，2001年，鄱陽湖全年沒有污染水、水質優于三類的評價斷面占八成，低于三類的占兩成。但到了2006年，鄱陽湖水全年優于三類的不到六成，屬于三類的有兩成多，劣于三類的則逼近兩成。按照水利部的統計，到了2006年，鄱陽湖已經從整體上呈現出中度營養化的狀態。2007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作出批示要求“維護鄱陽湖一湖清水”。

　　面對鄱陽湖水質迅速下滑的勢頭，自2007年10月18日起，江西省水利廳開始發布每月一期的《鄱陽湖水質水量動態監測通報》。通報顯示，鄱陽湖水質2007年仍在進一步惡化。2007年9月，鄱陽湖水位與往年基本持平、湖區水面面積為3005平方公里，湖區的10處評價斷面沒有發現一二類水；三類水占六成；四類水占四成。當年12月，隨著鄱陽湖水位創歷史新低，湖體自凈能力顯著下降，注入長江的出湖水質已淪為重度污染的五類水。

　　此前，江西省的一位水利專家表示，除了沿湖的廢水排放，江西境內贛江、饒河等5條主要河流兩岸的各種廢水也最終匯入鄱陽湖，其整個治理任務注定將十分艱巨。

　　受污染的遠不止鄱陽湖，還有太湖、洞庭湖……2006年，根據國家環保總局的統計，洞庭湖整體水質僅為五類。

　　2005年底開始，湖南省在半年之內關停了環洞庭湖234家污染嚴重的小造紙企業。就在不久前舉行的2008年全國環保廳局長會議上，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表示，洞庭湖的局部水質已由劣五類和五類好轉為三類。不過，洞庭湖仍然沒有脫離污染的困擾。湖南省水利廳的水利專家表示，整個湖區過量施用化肥和農藥，對水體和土壤都造成較嚴重的污染。尤其是隨著枯水期水位的嚴重下降，水質往往很難得到保證。

　　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的統計顯示，到2007年11月，洞庭湖整體水質仍然為四類。2008年1月11日，湖南省環境監測中心發布的數據也顯示，洞庭湖出口斷面氨氮超標，屬于四類水質。2007年，全國地表水27%的國控斷面水質劣于五類標準，58%的斷面達不到三類標準；流經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淮河、海河、遼河等流域水質較差。

　　缺水：有多少河流沒有提及？

　　鄱陽湖生長著102種水生維管束植物、266種浮游生物、205種魚類、87種貝類、2種豚類和310多種濕地鳥類，占跨國候鳥保護協會中全部種屬的50%以上，其中珍禽達50多種；每年10月，全球近95%的白鶴種群以及大量的鴻雁、天鵝等候鳥在這里度過漫長的冬季，是世界最大的鳥類保護區，也是國務院批準設立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受上游河流來水及降雨等因素影響，鄱陽湖每年都會經歷急劇的水位變化。在江西省水利系統，就流傳著“洪水一片、枯水一線”的說法，即鄱陽湖在豐水期碧波千里，在枯水期宛若一條河流。以都昌水文站為例，過去50年中，水位最高時達到22米多，最低時只有8米多。

　　在豐水期和枯水期之間，水位大幅升降本是尋常之事。不尋常的是，鄱陽湖的低水位紀錄，在這兩年不斷被打破。據江西省水文局發布的數據，2007年12月，都昌水文站的水位曾連續20多天低于歷史最低水位；12月9日至16日的監測顯示，鄱陽湖的水面面積僅為42.4平方公里，不足歷史同期平均值的四成。

　　江西省政協副主席鄭小燕日前表示，鄱陽湖灌入長江的水占整個長江水位的1/3，如果鄱陽湖水受到污染或者斷流，會直接導致長江水域“下半身癱瘓”。

　　在持續的貧水陰影下，鄱陽湖沿岸一些城鄉地區已出現用水短缺的苗頭。2006年10月，都昌縣城10萬居民的生活用水告急，縣自來水廠不得不緊急開挖引水溝渠。2007年入夏后，整個湖區更是出現罕見的夏秋冬三季連旱，江西省不得不緊急調撥資金，以解沿湖一些地區居民和牲畜飲水之難。

　　在洞庭湖，多年來習慣了抗擊洪水的湖區居民，也不得不直面缺水這個新問題。中國第二大淡水湖、位于湖南省的洞庭湖，如今面臨著同樣的困擾。來自國家衛星氣象中心的監測顯示，2007年12月31日，號稱“八百里”的洞庭湖，面積僅剩310平方公里，比上年同期下降了大約三成。而在半個世紀之前，這個大湖的面積還接近4000平方公里。

　　缺水的還有我們的母親河，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李國安等幾位全國政協委員，就黃河缺水問題向中央再次提出了“引雅濟黃”的建議。

　　他們認為，黃河平均天然徑流量580億立方米，占全國河川徑流量的2%，卻承擔著占全國15%的耕地面積和12%人口的供水任務，還承擔向外流域遠距離調水的任務。

　　20世紀50年代，黃河流域耗用水量為122億立方米，上世紀90年代耗用水量達到367億立方米，部分省區已經超過1987年國務院分配的可供水量指標。根據現有水資源條件，黃河流域可供水量為433億立方米，而國民經濟需水量為480億立方米，西北諸河水資源供需缺口37億立方米。預計到2030年，黃河流域國民經濟需水量將達到550億立方米，較現在增加70億立方米。

　　治水：為何“九龍”都不能解決？

　　幾年來，各級地方政府在治理跨界污染上采取了多種措施，如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政府環保目標責任制考核、簽訂環境保護任期目標責任制、黨政領導環保政績考核等，但長期的流域污染治理并沒有改善流域整體的水質，跨行政區的水污染沖突日益激化，污染糾紛、信訪數目逐年增加，上游區域仍然污染下游區域，下游區域經濟發展仍然受到諸多限制。

　　國家環保總局中國環境監測總站信息室負責人溫香彩表示：“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現有的流域管理體制不適應當前經濟的發展和形勢的變化。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先后成立的七大流域機構，在流域規劃、防洪減災、水資源開發利用與管理、調處水事糾紛和科學研究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從流域管理的實際進程和效果看，還遠遠落后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流域統一管理還十分薄弱。特別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以及未來21世紀人口、資源、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流域管理還很不適應形勢變化的需要，還存在著立法滯后、體制不順、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手段和機制，以及流域管理乏力等問題。”

　　溫香彩說：“流域管理機構定位不清，多‘龍’治水，而且多‘龍’之間缺乏協調，缺乏明確的分工。‘管水源的不管供水，管供水的不管排水，管排水的不管水體水質’，最后的結果是無人對水負責。”

　　此外，有關專家還表示，水量水質分割管理、流域管理與區域管理接合點不清，對資源過度開發利用，缺乏實施統一監督檢查的責任主體等，也是“九龍治水”出現的根本原因。期望環保部的成立和大部委制的改革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祝魏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