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臺州的“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被寫進了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3月5日，49歲的全國人大代表陳鐵雄(現任臺州市市長)因此一夜無眠。

　　“臺州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是在民主懇談會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陳鐵雄說，“這一制度已經成為政府接近群眾，了解群眾，讓群眾說話，或者城鄉不同階層之間相互溝通的一種途徑。它非常寬泛，非常開放，非常制度化！”

　　3月9日上午，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進行大會發言，最后一個走上發言席的是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

　　“我們作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應該繼承我們前輩的光榮傳統，為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出我們新的貢獻。我們完全能夠創造出對人類有更大貢獻的民主的好形式。”這是李君如的結束語。

　　兩會期間，李君如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把選舉票決與協商結合起來，中國人創造的民主形式將不亞于其他國家的民主形式，“盡管我們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我們不自卑，不妄自菲薄。我們有希望！”

　　民主懇談就像一面鏡子，社區重大事務也好，民警的一舉一動也罷，都被群眾看在眼里，掛在嘴上。

　　3月12日晚，北京新大都飯店。

　　陳鐵雄把政府工作報告翻到第32頁，指著“推動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完善工資指導線制度，健全并落實最低工資制度”，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我認為不要把民主看得太虛，它就是要實實在在的。”

　　勞動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始于臺州新河鎮羊毛衫行業。“你老板看我們行業，我們的一個工人，多少工資比較合理？”在新河鎮，包括工人和老板之間，老板和工會之間，大家都可以坐下來，集體協商勞動工資。

　　民主懇談制度之所以能在臺州生根開花，陳鐵雄分析，臺州改革開放的30年是創業和創新的30年，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民營經濟自我保護意識比較強，它會自然產生一種民主意識，包括對政府提供的發展環境和服務的要求，需要發出一種聲音。

　　發源于浙江臺州松門鎮的“民主懇談會”被視為基層民主監督、民主決策的一個典范。

　　隨后，臺州溫嶺市公安局為構建和諧警民關系，在政府部門中最早推行“民主懇談”。由于效果顯著，臺州市公安局就把每個月的6日定為全市“警民懇談日”。

　　陳鐵雄說：“以往在政府機關作風考評中，公安局往往排名靠后。在實行‘警民懇談日’后，臺州市公安局連續幾年排第一名，說明老百姓對警察的評價還是好的。”

　　溫嶺市政府研究室的一名官員認為，民主懇談就像一面鏡子，社區重大事務也好，民警的一舉一動也罷，都被群眾看在眼里，掛在嘴上。誤解和怨氣一天天少了，理解和寬容多了起來，治安工作和警務工作也會進展順利。

　　2007年5月，陳鐵雄任臺州市長。他在臺州參加的第一次民主懇談會，就是研究決定一家醫藥化工企業的規劃問題。

　　醫藥化工業在當地屬支柱產業，但考慮到環境原因，市政府認為需要有一個整體規劃。到底能不能發展？企業是什么想法？村民對政府現在的規劃有什么建議？陳鐵雄召集了6家企業和當地的村民、干部以及學校老師，包括當地的政府部門展開了第一次懇談會。

　　“懇談會開得非常成功。通過這種形式，政府的決策和老百姓之間的距離就近了，寫信告政府狀的情況也少了。”陳鐵雄說。

　　世界與中國研究所的李凡曾多次到臺州溫嶺調研村級民主懇談制度。他認為，溫嶺的“民主懇談”在基層社會公共事務的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推動基層社會的民主治理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推廣價值。

　　如今，臺州市、縣市區、鄉鎮街道三級黨政班子領導成員，面向基層群眾的窗口單位，或進社區，或進企業，或入農村，與群眾面對面交流懇談。對群眾提出的問題，三級黨政班子領導成員有的當場做解答，當場不能解答的，在下次活動時給予解答。對群眾提出的建議，要跟蹤反饋落實情況。

　　“要把干部往下沉。民主懇談會、干部下基層蹲點這些做法就形成了比較濃厚的民主風氣。”陳鐵雄說。

　　每天晚上，陳鐵雄都要在辦公室看信訪信件，包括網上和信訪有關的帖子。他說：“人民群眾的信訪大多反映的是民生問題，這說明老百姓是有怨言的，否則就不會來了。民主最終要通過一定的形式反映民意，民意反映什么呢？根本上就是民生。”

　　“現在到基層走一走，感覺干群關系比過去要好。”陳鐵雄在結束采訪時笑得很自信，政府要敢于把自己亮出來。

　　公推公選干部，“就是用民主的方法選人用人。對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的行為是釜底抽薪；對只認領導、不認群眾的官僚作風是治本之藥。”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主政治從基層開始，已逐漸進入省市一級政府改革的范疇。特別是它的干部任用選拔制度、集體決策制度等一系列“自創動作”，最后很多都變成了“規定動作”，以至于走在前列的省份竟被外國媒體稱為是中組部的改革“試驗田”。

　　“民主推薦，黨委討論，民意測驗，考察預告，任前公示，黨委討論干部實行票決，特別是公推公選、公推直選，已在江蘇搞了好多年。在干部選拔上要擴大民主，用制度管人、管事、管錢。在泰州，干部從提名到考察到最后任用，要搞全程實錄。”江蘇省委組織部副部長郭廣銀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時說。

　　郭廣銀表示，江蘇一直在探索建立民主公開、競爭性擇優的干部選拔任用機制，把公推公選、公開選拔等作為選任領導干部的重要方式，并逐步做到經常化、制度化。

　　郭廣銀提供給中國青年報記者這樣幾個數字：到2007年9月，江蘇公推公選各級領導干部1776人，公開選拔科以上領導干部2658人，有1.6萬余人通過競爭上崗走上科以上中層領導崗位。

　　江蘇省南京市，是我國首次公推公選副廳級領導干部的地方。

　　“作為區長，你持什么樣的政績觀？”“作為區長，在目前拆遷矛盾比較多的情況下，你怎么做到既依法拆遷，又有情操作？”2003年11月19日，在南京市老干部活動中心大會議室，主持人與代表正在向10名公推公選入圍者提問。這是我國首次公推公選副廳級領導干部。

　　這10名入圍者是經過報名、資格審查、兩輪民主推薦后勝出的。此前，他們被分成兩組，分別到南京市白下區和雨花臺區，圍繞當地改革發展等重大問題，通過召開座談會等形式，進行了為期4天的駐點調研。

　　之后，10名入圍者被全封閉3天，撰寫調研報告和任職計劃書。之后，其中的6人再由市委常委會票決和市委全委會票決。

　　現任江蘇省省長、原南京市委書記羅志軍對公推公選干部曾表示：“公推公選就是用民主的方法選人用人，視野廣，失誤少，公正度高。對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的行為是釜底抽薪；對只認領導、不認群眾的官僚作風是治本之藥。”

　　“公推公選表面上是選了幾個人，其實更重要的是創新了用人機制。”在總結南京市公推公選的經驗時，羅志軍說，“它探索的是發揚黨內民主，在多數人中選取多數人的用人方式。”

　　2004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在總結近年來各地區各部門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從整體上推進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廣納群賢、人盡其才、能上能下、充滿活力的用人機制。同時，就引進競爭機制、進一步完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加強干部監督管理等方面提出要求。

　　隨著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許多地方在開展領導干部公開選拔、公推公選、公開招聘和競爭上崗等方面實現了諸多突破。

　　2005年5月23日，北京市委組織部首次對包括北京市知識產權局局長在內的3個正局級領導職位展開了競爭上崗。而上海市則在2004年就在近10萬名公務員中實行了競爭與淘汰并重的上崗制度，其最高級別涉及一批廳局級官員。

　　2005年7月7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首次在國務院新聞辦亮相。時任中組部副部長、中央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領導小組副組長李景田在新聞發布會上特別強調，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并不神秘”。此間有評論認為，此舉意味著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又向前推進了一步，標志中共的黨務工作開始由神秘走向公開和透明。

　　郭廣銀表示，由于發揚了黨內民主，使得競爭擇優的干部選拔任用機制更加透明。國家統計局江蘇調查總隊在江蘇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基層干部群眾對縣、鄉黨委換屆滿意率達99.3%；江蘇省委巡視組換屆專項巡視時的民意調查表明，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對市委換屆的滿意和比較滿意率為94.9%。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起步，實質上已經搞了30年，并且緊密結合經濟體制改革扎扎實實地推進，從廢除人民公社制度開始到現在，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今年61歲的李君如8年前就開始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已經有35年的黨齡。

　　近年來，政治體制改革越來越為人所關注。李君如認為，這不難理解。“政治體制是我們整個制度的核心。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也必然日益尖銳地擺到我們的面前。”

　　對中國政治體制認識存在的一些誤區，李君如進行了澄清。“有些人認為中國的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到現在還沒有開始政治體制改革。這是不對的。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是緊密結合在一起進行的。”

　　他表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起步，實質上已經搞了30年,并且緊密結合經濟體制改革扎扎實實地推進，從廢除人民公社制度開始到現在，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李君如說，中國的第一場改革，是從農村建立聯產承包責任制起步的，這是我們公開舉起的旗幟，叫經濟體制改革。“但是，在我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時，廢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鄉政權，設立了縣人大常委會，實現了縣和縣以下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通過這整套制度的變革，確保了農民生產和經營的自主權。”

　　“廢除人民公社制度，建立鄉政權，建立縣人大常委會，縣和縣以下人民代表直選，就是政治體制改革。”李君如說。

　　李君如稱贊鄧小平不但是個“戰略家”，還是一個“策略家”。“他的戰略有一套策略來配套實施，他把政治體制改革緊密地結合到經濟體制改革中推進。好處就是政治體制改革每推進一步，都能在經濟體制中變為現實，使人民群眾得到實惠。”

　　“同時，又避免了大風大浪，避免把社會搞得很動蕩，使人民處在一個很不安寧的環境中。因此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并不是現在才開始的，更不是說現在還沒開始，而是已經進行了30年，并且每一步都邁得扎扎實實。”

　　“所以今天講繼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當前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這是繼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環節。”

　　但李君如也提醒，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比經濟體制改革更復雜、更艱巨的系統工程。推進這項工程，有兩點必須注意：

　　一是要明確我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是為了什么。我們不管實行哪一種民主制度或民主形式，都必須有利于人民權益的實現和富裕幸福，有利于社會充滿生機活力和安定有序，有利于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昌盛。凡是不利于這一民主政治終極目的的政治行為或民主形式，不管它有多么動聽的名稱，進行多么富有誘惑力的宣傳，都不能輕信和照搬。

　　二是要研究和尋找符合中國實際的民主政治的實現形式。中國的民主政治要發展，既要學習借鑒國外一些先進和有益的成果，更要從實際出發，不斷探索，進行理論創新，從而推動實踐創新。

　　李君如認為，沒有過分宣揚政治體制改革正是中國共產黨的高明之處。“我們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前推，每一步都讓老百姓得到實惠。而不是像蘇聯那樣叫得很響，老百姓卻沒有任何實惠，結果國家都垮了。”

　　“自己革自己的命，非常了不起！”李君如認為，這次把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國務院機構改革提出來，實際上是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舉措。這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府體制改革的一個聯結點。

　　李君如說，我國的經濟改革不能急，政治體制改革也不能急。一切都要有條件有措施來推進，不能盲目。“因為經濟體制改革可以試驗，失敗了還可以重來，但政治體制改革失敗是不能重來的。”

　　“我們致力探索的，應該是也只能是符合中國的歷史和今天的國情，能夠真正給中國人民帶來安定和幸福的民主形式。這是一個不可更移的立場。”李君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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