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假借為住房困難戶建房之名，行為高官分配豪宅之實的做法，使原本為保障住房困難戶而設的經濟適用房制度被扭曲，成為一項“劫貧濟富”的“負福利”制度。暗流涌動下，國民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數越來越大。

　　在廣西柳州地價最高的柳江東岸，有一片專為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協領導建的住宅小區，名為河東苑。57畝地上只建有26幢樓房，每幢兩戶，在房改房不退的基礎上，在職正廳級干部每套建筑面積340平方米，售價74萬元；副廳級每套建筑面積320平方米，售價71萬元，相當于周邊商品房價的一半。(3月28日《人民日報》)

　　群眾反映，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市場運作方式建設住房暫行辦法》，單位建房要以解決單位職工住房困難為前提，無房戶和未達標戶優先購買。其出發點是為了解決干部職工的住房困難，而為四大班子成員分配豪宅的做法，存在違規的問題：1.四大班子成員不是住房困難戶，沒購房資格。2.優越的區位、幽雅的環境是商品房價格要素，在這里卻不計入成本。

　　其實，這種假借為住房困難戶建房之名，行為高官分配豪宅之實的做法，并不少見。這樣做一舉兩得：公務員的住房條件不斷改善，同時各地經濟適用房指標任務，又得以借此“貍貓換太子”來完成。而原本為保障住房困難戶而設的經濟適用房制度也因此被扭曲，成為一項“劫貧濟富”的“負福利”制度。一旦引入負福利的概念，就會發現福利不止是一個多少的問題，還是一個誰的福利的問題。我們現在的醫療也是負福利，一些官員可以報銷高昂的醫療花費，農民只能報十幾塊錢，如果反映在基尼系數上就是基尼系數負值很大。

　　更糟糕的是，領導干部隨著職位提升和時代變化不斷提高住房福利標準，使“負福利”的疊加效應不斷累積。原有的房改房不退，再分，顯然是“多吃多占”，而且一口吃個大胖子，300多平米的建筑面積(超低密度的占地不算)，遠遠超出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控制職工住宅標準的通知》(桂政發1995第39號)所規定的、廳局級領導干部住房建筑面積90至120平方米的標準。加上其原有住房面積，一個廳級領導干部至少占去七八個住房困難戶的保障房指標(以戶均60平米計)。

　　這種不斷升級不斷超標的福利分房模式，也必然要向上和向下兩個方面擴散：向上，為安撫離退休的四大班子老領導，該市將市委大院內兩棟上世紀80年代建的辦公樓和一個球場拆掉，以同樣方式為他們建房。向下，廳級領導都“身先士卒”了，處級、科級干部能不逐步向上看齊嗎？

　　此外，一些外地交流到柳州的干部也買了河東苑住房。人們不禁要問：難道任職一方，就要在一方占有一套住房？而且，一些公務員才干幾年，分到高標準住房后，就走了，或者辭職下海了，住房卻不必退出，比什么高薪都高薪。

　　有人說，你能想象一個住在簡陋單身宿舍里的人，會為全中國人民“安得廣廈千萬間”而竭盡全力嗎？這話問得好。但我們不妨反問：你能想象一個“先天下之樂而樂，后天下之憂而憂”、比“主人”更早住上豪宅開上名車，并且在生活上不斷追趕時代潮流的“公仆”，能夠設身處地為“主人”們的教育、醫療、住房困境殫精竭慮嗎？

　　1月中旬，中紀委第十七屆二次全體會議公報指出：“嚴禁領導干部超標準建房、多占住房、違規購買經濟適用房，清理糾正領導干部在住房上以權牟私的問題。”但目前看來，這些禁令如何落實還是個大問題。

　　□童大煥(北京 媒體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