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薛涌

　　 “敢于為自己的利益說話”相對而言更樸素一些。但是，如果把這種立場當作是健康的現象，甚至是民主的表現，則未免天真

　　本屆兩會，有政協委員女富豪張茵女士成為媒體的焦點。許多人攻擊她只為自己的利益說話。但更有許多辯護者，認為她為自己說話并沒有錯，每個政協委員都應該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說話。

　　“敢于為自己的利益說話”這種觀念，當然相對而言更樸素一些。但是，如果把這種立場當作是健康的現象，甚至是民主的表現，則未免天真。

　　現代的民主政治，是一種代議政治，需要職業政治家在政治利益博弈中代表選民的利益。但是，這并不等于說每一個國會議員都成了某一階層的代表。以美國政治而言：參議員一個州就有兩名，一個自稱代表某一階層的利益的人，根本不可能被選上。眾議員的選區一般要小一些，其選區內的選民成分也可能狹窄一些。比如有的選區幾乎全是黑人，有的選區非常貧困等等。結果，眾議員中容易出現一些“極端分子”，因為一個小選區的選民比較極端的話，這樣的人就能當選。甚至還會出現“單一議題”候選人：即只關心一個問題。比如紐約州有位護士，她丈夫乘火車上班時被一位突然在車廂里開槍掃射的歹徒打死。她因此對槍支管理之松懈極其憤怒，于是以限制槍支為綱領，最后當選為眾議員。

　　不過，即使是這樣的人，也要觸動各階層的神經，很難以一個階層的利益當選，畢竟單一階層的選區基本不存在。實質上，不管是參議員還是眾議員，都必須在本選區內成為共識的創造者，建立廣泛的政治聯盟，然后帶著本選區的共識，到國會進行博弈。

　　當然，我們不時聽到美國的政治家在鼓吹為中產階級而戰。這似乎就是代表一個階層了。其實不然。中產階級在美國是一個政治概念，那些無家可歸者和億萬富翁之間的人，幾乎都可以叫中產階級。這個詞幾乎成了選民的同義詞。所以，每個政治家都自稱為這個階層而戰，其實說的是為90%人口的利益而戰，絕非代表一個特殊階層。

　　那么，一些利益集團是否就沒有途徑在政治上表達自己的利益呢？當然不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渠道，就是游說。華盛頓的游說團是出名的。各大企業和利益集團都投了大量的資金雇用游說團向政治家陳述自己的利益。也正因為如此，游說團的名聲不好，一到選舉年就成了眾矢之的。不過，游說團畢竟體現了言論自由的原則；況且不僅是大公司，一些職業和社會團體，如教師工會、婦女組織、宗教組織、工會等等，也都用游說團。這種方式，仍然屬于正常的政治過程。除此而外，國會經常組織聽證會，請有關專家來作證。比如比爾•蓋茨就是經濟問題聽證會的常客。另外，政府出于特殊需要，也會找有關企業或者團體進行公開的或者秘密的咨詢。

　　如今中國正處于一個“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時代，加強兩會的政治職能已經成了當務之急。兩會的委員代表們，也應該認清自己的政治責任。這種責任，更像是民主社會中的國會議員，其角色是在自己的選區中制造共識，而不是激化矛盾。

　　這次張茵女士自稱她“代表本階層的利益”，體現了政治意識上的幼稚。她發展出那么大的企業，是成功人士。她本階層利益的需求，政府當然需要傾聽。她如果有話要說，應該到各種聽證會和咨詢會上去說。如果這些還不夠，也可以雇用游說團與政府進行特別溝通。但是，作為一個政協委員，就應該代表更廣泛的利益，在各種互相沖突的利益中尋求政治聯盟。如果各位代表放棄了這種創造共識的基本政治責任，各自只為自己的利益說話，那么大家到了兩會，豈不吵成一鍋粥了？這樣只能帶來政治癱瘓。

　　這次兩會，以張茵女士為代表的企業家顯山露水，被稱為“新階層”，發出了強大的政治聲音。相比之下，占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代表，則不過是出來和領導人握握手，照張像而已。這不禁讓我想起了市場經濟的祖師爺亞當•斯密。他生活在市場經濟發達、工商階層崛起的時代。但是，他卻反復指出：工商階層勢力太大，最值得警惕。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工商階層影響國會的能力迅速膨脹，使別的階層難以與之抗衡。他主張市場經濟時先為窮人說話，而不是先為富人說話。看當今中國，有的是為富人說話的，如今富人也自己說話了。但是，誰來為一般的老百姓說話呢？這就是我們這個市場經濟所缺乏的東西。★

　　(作者為美國Sulfk大學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