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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性案件制度可以大幅度節(jié)約司法資源，同時又能給當事人以正義

　　3月31日下午，廣州市中級法院對備受關注的“許霆ATM機惡意取款案”作出重審判決，判決書認定許霆盜竊罪名成立，但犯罪情節(jié)比較輕微，所以，改變了一審原來的判決，改判5年有期徒刑。另外，許霆需退賠惡意取得的款項，并繳納兩萬元罰金。

　　這樣的判決結果是以一種十分特別的方式得出的。面對中級法院的一審判決，輿論嘩然，迫使高級法院不得不將本案發(fā)回重審。但法律條文俱在，按照中國的司法制度，法官必須嚴格適應法律條文，于是，中級法院將此案逐級呈報至最高法院進行請示。最高法院的態(tài)度則早已公之于眾。“兩會”期間，最高法院副院長姜興長就明確表示，“許霆案”屬于惡性取款，應當定罪判刑，但一審量刑明顯過重。現(xiàn)在的判決結果在那個時候就已經(jīng)初步確定了。

　　從表面上看，這樣的判決是在民意壓力下作出的。有些專業(yè)人士難免擔心司法獨立性問題。但就實質而言，這樣的判決滿足了人們的期待，因而是可取的。畢竟，法律的尊嚴最終要以人們的正義感為依憑。如果法官僵硬地依照法律條文作出與人們的正義感相悖的判決，那除了被告得不到正義外，法律與法官的尊嚴也會受到損害。

　　現(xiàn)在的問題是，許霆獲得了正義，但與許霆相同命運的人能否像許霆那樣幸運？云南也曾發(fā)生過一起與許霆案類似的何鵬案，何鵬最終被判處的同樣是無期徒刑，且如今何鵬已服刑七年。寧波的唐氏兄弟也曾從出錯的ATM機上惡意轉款200多萬，此案在當?shù)毓珯z法之間來回旅行了幾次后，至今仍懸而未決。這些案件能否援用許霆案的判決及其背后的法律原則？

　　在中國，由于實行嚴格的制定法原則，法官只能適用法律的明文規(guī)定，這把很多當事人置于許霆、廣州中院那樣的困境：若法律條文本身相對不明晰，或者多少年前制定的量刑標準顯著過時，但法官卻必須仍然適用那些條文，最多只能通過行政式的層層請示，作出特例判決。而另一家法院碰到類似案件，仍然必須重復這樣的過程。這其實導致了司法資源的浪費。更重要的是，那些未能引起輿論關注的此類案件，當事人通常無力獲得正義。

　　應當說，制定法的原則、法官嚴格適用法律條文的司法制度，本身并不是問題。但是，在實行這一制度的時候，人們必須充分意識到法律制定者的理性的限度。也就是說，人們必須承認，再嚴密的法律也會存在很多縫隙。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思考如何彌補這些縫隙？

　　主要是針對這一問題，最高法院已在兩年前頒布的《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中提出建立“案例指導”制度。這一制度乃是對制定法制度的一種有效補充，它可以較好地解決法律條文與現(xiàn)實之間錯位、填補法律的縫隙。這樣的制度應當可以在一些疑難案件中，保證類似的案件得出類似的判決。比如，如果法官當初碰到何鵬案件就曾經(jīng)進行過深思熟慮，并且被發(fā)展成為指導性案例，那廣州中院就可以適用何鵬案，從而避免量刑過重的問題。當然，現(xiàn)在許霆案的判決如果被確立為指導性案件，那也就可以為承審唐氏兄弟案的法官提供一個法律標準。指導性案件制度可以大幅度節(jié)約司法資源，同時又能給當事人以正義。

　　令人遺憾的是，案例指導制度提出已有兩年，但關于案例指導制度較為周詳?shù)牟僮饕?guī)則迄今尚未公之于眾，案例指導制度仍處于理論研討之中，而未變成一種有效運轉的制度。

　　的確，這一改革是超越技術層面的，它實際上需要司法界、法學界對法律的淵源、法律思維、法律方法、法官職業(yè)化等一系列深層次的法律與司法理論、制度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但是，既然司法界、法學界已經(jīng)確認，這是一項優(yōu)良的制度，那就應當堅定地實施它。許霆案之類引起公眾廣泛的案件也已經(jīng)一再揭示了引入這項制度的緊迫性。

　　從政治的高度看，積極地推進這一改革及其他司法改革，也有助于緩解社會的緊張。在許霆案中，面對一審法官嚴格守法而作出的過重判決，公眾立刻開始懷疑法律在金融機構與普通消費者、在貪污受賄罪與盜竊罪之間未能保持公平。這樣，司法反而招致無妄之疑。對于一個社會的正常運轉來說，這是很危險的。

　　當然，實施案例指導制度，要求法官負責任且具有司法的技藝。比如，許霆案的法官似乎就應當撰寫一份詳盡說明判決理由的法律文書，以解釋為什么要輕判。只有這樣，它才有可能成為指導性案件，被后來的法官所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