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口述實錄

　　講述者 湖北律師吳建寶 記錄者 記者 于吶洋

　　律師，在世人眼中，往往代表著財富、練達與力量。我就是懷揣著這樣的憧憬，毅然決然地從政府機關辭職踏入律師界的。我已從剛出道時“吃了上頓愁下頓”的彷徨之境慢慢走到現在案源基本不愁的平和之境。現在如果讓我概括對律師行業的看法，我想再也沒有比“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這句話更貼切的了。

　　一邊是大海般廣闊無垠的業務范圍，一邊卻是火焰山般無從下手、難以立足的尷尬境地；一邊是有的同行好像有做不完的業務、掙不完的錢，一邊卻是自己無事可做的心急火燎的煎熬；一邊是案件成功完成當事人風平浪靜后的真誠笑臉，一邊卻是逐層煉獄、終達目的的磨礪……從我觀察到的許多同事工作、生活狀態而言，我相信這種體會應當代表了大多數同仁的感受。

　　當然，對于律師而言，關鍵是如何盡快遠離火焰，揚帆大海。從我個人的經歷看，誠信是至關重要的，永遠不要為了眼前利益而放棄你的專業與良知。

　　現在社會上有很多關于律師的不好言論，但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真想在這一行長期立足的律師，沒有哪一個不是誠信的，因為這是由律師工作的性質、規律決定的。我想講一個自己遇到的真實事例。

　　那是2004年，當時我已有了些業務，但還比較困難。有一個人經人介紹找到我，想讓我幫他打官司。原來他和開發商因為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曾經有過訴訟，后來經法院調解，雙方達成協議，他不找開發商索賠，開發商也不追究他房屋超面積的補償。但最后的調解書竟然漏寫了開發商不再向他要房屋超面積補償的條款，而當時的代理律師也未注意到這一點。這樣，房產證辦下來后，開發商就告他，要他補償房屋差價，一審他已敗訴。他表示愿意出5000元讓我替他打二審。

　　我完全可以接下這筆錢，因為他是自愿請我的。但我沒有這樣做，我實話告訴他，這個案子不需要請律師，只要他能將上次調解的筆錄找到，他自己就可以打贏官司了。他按照我說的去操作，后來，原審法院通過做工作讓開發商放棄了自己的訴求。

　　從那以后，他對我非常信任，將自己和朋友的訴訟事務、法律顧問都交給我做，還引薦我認識了銀行界的人，其實我現在的很多銀行訴訟業務都是源自他的。

　　“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只有真講誠信的人，才可能舍，也才有可能得。

　　回過頭來看，當初我對律師業的認識，雖然帶有隔霧觀花的輕狂，但現在我認為它并沒有錯。財富，我雖然還談不上，但我感覺正向它靠近；練達，我感覺律師這一行確實讓人更為成熟，當你看到當事人的喜悅時，你能感到自己的力量和成就感。這大概就是律師職業的魅力吧。

　　一個刑辯律師的打拼史

　　鄧云林，北京市京銀律師事務所刑事辯護律師，執業12年。4月15日、16日召開的全國律師工作會議，觸發了他對刑辯律師那榮辱冷暖的回憶。為此，他專門給本報編輯部寫來了一封信。

　　編輯室：

　　全國律師期盼已久的新律師法將于6月1日起開始實施，其中進一步明確了律師的會見權。這對刑辯律師來說，無疑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

　　實際上，就在幾天前，我就因為會見的問題碰了兩回釘子。4月8日和14日，我和另一位律師攜帶會見手續兩次前往遼寧省朝陽市公安局，會見一個犯罪嫌疑人，此人名叫張秀武，涉嫌故意破壞文物罪。辦案人員稱，我們這里會見需要局長批，委托人也要到。主管負責人的答復更干脆：該案涉黑，任何律師都不能會見。面對此情此景，我和委托人茫然無措。

　　其實，類似的情形我碰到過很多回了。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除涉及國家機密的案件以外，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公安機關要在48小時以內安排會見。但在一些地方，隨意拒絕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的現象并不少見，其招數也是層出不窮，比如“會見需要批準”、“辦案人員出差了”，“領導開會去了”等等。

　　回想當年剛剛做律師時，心里充滿了新奇和憧憬，12年過去了，信念與現實發生的碰撞，讓我感慨頗多。

　　1996年，憑著對法律的粗淺認識和執著，我不顧家人和朋友反對，辭掉了教師的工作，來到山西太原，當上了律師。

　　剛做律師時，不能獨立辦案，先跟老律師學徒，到全國各地去辦案，只為多學本領早日出徒，不求回報，不講代價。別人不愿辦的案件、律師費低的案件我都搶在前。

　　從事律師工作7年后，我決心到首都北京闖蕩一把。先住地下室，吃工作餐，頂著炎炎烈日，往來于公司、個人和辦案機關之間。又一個5年過去后，我在北京擁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有了自己的房產、汽車、律師所以及更大的精神收獲———結識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回過頭來細細品味，我認為，做一名律師，物質條件的艱苦并不可怕，最可怕、最讓我無法接受的是看到法律被踐踏。

　　3年前，河南某基層法院將一起民事糾紛以司法建議書的形式，要求當地公安機關以經濟詐騙罪追究民事被告的刑事責任，因為原告是當地人，被告是外地人。結果，公安機關以經濟詐騙罪立案偵查，一審法院也判決被告人有罪。我代理二審后，經過漫長的多次申訴和控告，這起案子才得以糾正，但國家賠償一直未落實，因為牽扯到很多辦案人員的錯案追究問題。

　　我感覺，律師有時很渺小，如果沒有運用法律的高超本領，就難以實踐正義使者的諾言。

　　即將實施的新律師法，對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諸多權利進行了完善和強化，對此，我拭目以待！

　　鄧云林有感于2008年4月16日

　　涉外律師“很缺很不易”

　　“英文litigation一詞也涵蓋了部分非訴的工作。”采訪中，不時有英文單詞從孟建兵口中蹦出來。孟建兵，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從業4年。

　　“進口反傾銷調查、出口反傾銷應訴、出口反補貼案件、WTO爭端解決機制，這幾大塊是我們工作的主要內容。”他告訴記者。

　　“不少人羨慕做涉外業務的律師，因為他們做得專業，收入比一般的律師多，但要成為既懂外語、外貿和財務又懂專業法律的多料律師，也很不易。”孟建兵嘆了口氣，他說，個中滋味也許只有當事者自己知道。

　　據了解，目前，我國律師隊伍結構還不夠合理，復合型人才比較短缺，尤其是在金融證券、知識產權、反傾銷、反補貼、反壟斷等領域迫切需要律師介入。

　　孟建兵說，他們所里有幾個律師只做反傾銷案子。“做反傾銷這塊業務，語言很重要。”孟建兵說，反傾銷調查問卷一般都以英語形式設計，英語運用能力必須足夠強，否則就無法和外國公司、外國律師溝通。

　　“律師如果沒有專業特長就會缺乏競爭力，法律服務日益成熟、法律服務市場越分越細，‘萬金油’式的律師肯定將失去生命力。”孟建兵說，“不斷有新的東西出臺，律師必須不斷地去學習，其中的艱辛難以言表。”

　　公職律師要耐得住清貧

　　“不拿一錢一文，捧出滿腔熱忱。”工作記事本扉頁上一行醒目的大字，成為韓慧開始公職律師生涯以來，恪守不變的惟一準則。

　　韓慧是北京市朝陽區法律援助中心的公職律師，從事法律援助工作3年。

　　記者了解到，公職律師是律師中一個特殊的群體，是具有律師資格、占國家行政或事業單位編制、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法律服務、為困難群體無償提供法律幫助的公職人員。關于公職律師的規定非常明確：公職律師不得從事有償法律服務、不得在律師事務所和法律服務所兼職；不得以律師身份辦理本級政府或部門以外的訴訟與非訴訟案件。

　　“我們收入不高，除了死工資外，沒有其他任何收入。”韓慧告訴記者，“生活是清貧了些，但公職律師必須耐住清貧。不過，有時我也會有十足的幸福感，特別是為那些困難群體討回公道時。”

　　作為法律援助中心的公職律師，韓慧只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打交道的都是社會貧弱群體。她告訴記者，兩年來，她辦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已經有四五十件了，接待了3000多名當事人。

　　“幫幫我吧！幫我討回救命錢！”那是2007年一個清冷的早晨，韓慧正在忙碌地整理案卷，一個中年男子捏著褶皺不堪的工傷鑒定書，踏入了法律援助中心的大門。

　　原來，這位來京的農民工在從事鉆機操作時，不小心從3米高的桅桿摔下，右股骨粉碎性骨折。“受了傷，又丟了工作，那位農民工兄弟哭得嘩嘩的！”韓慧回憶說，她當下就給他辦理了法律援助手續，緊接著做談話筆錄、查閱法律法規、搜集相關證據，馬不停蹄地奔波了一周，為這位農民工要到了75000元的工傷補償款。

　　韓慧說，當時，這位農民工拿著厚厚一疊錢，手不停地顫抖，欣喜得有些語無倫次，不停地說著“謝謝啊，謝謝”。

　　“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時候，一句謝謝，讓我感到從內到外的幸福。”韓慧說。(記者 袁定波）

　　律師生存狀況兩極分化

　　“我國律師生存狀況目前是兩極分化，做得好的律師每年收入可達上百萬元，而做得差的律師可能一分錢都拿不到。這種情況不僅在云南，全國各地都是如此。”從業13年、現在已有很高知名度的云南律師周文曙這樣說。

　　對中國律師業生存狀況思考很多的周文曙告訴記者，以云南為例，全省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律師過得非常好，他們完成了創業期，有固定案源，年收入可以達到10萬元以上；有三分之一的律師達到溫飽小康水平，他們的年收入在4至10萬元之間，生活比較安定；還有三分之一的律師生活貧困，他們沒有案源，執業困難，又不愿意離開這個行業，舉步維艱。

　　“特別是對于剛入行的律師來說，他們往往都屬于第三種，但有些能力強、素質好的新律師，從業幾年后，很快就能改變這種狀況，而有些做了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的老律師們卻依然如舊。”周文曙說。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律師業的兩極分化？

　　“其實，個人因素在律師業中占主導地位，如果個體很強，就會很快在行業內脫穎而出。”周文曙認為，律師講究悟性，在律師業內，有三類律師是屬于比較“弱”的律師，一種是業務能力差的律師，一種是社交能力差的律師，還有一種是品行很壞的律師。時間久了，越來越沒人愿意找這三類律師，他們就會被邊緣化。

　　那么，對于比較“弱”的律師，應該怎么做？

　　在周文曙的律所里，他“強制”規定，“強勢”律師必須扶持“弱勢”律師。“比如，我會把自己的案子分給‘強勢’律師做，但條件是，他必須帶一個‘弱勢’律師一起做案子。”現在，周文曙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案源都分給其他律師做，他自己有七八個助手，助手忙不過來時再帶著小律師，這樣一級帶著一級。

　　近些年來，周文曙律師親自代理了很多有影響的案子，如“上海先利公司集資案”(受害群眾近百萬，涉及數十億元人民幣)、“香格里拉———從虛擬到現實”著作權侵權案、“11·11”孩童攀爬飛機人身損害賠償案等。

　　“我現在的工作幾乎沒有壓力，每天過得很滋潤，可以自由駕馭我的事情，自由決定我想要做的事情。”周文曙笑著說，有時他會找幾個朋友一起喝著普洱茶聊天，有時會專心研究一下納西文化，因為他是一個納西族后代。（記者 于吶洋）

[上一頁]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