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訴不執行背后

　　據透露，宋平順曾指示“誰給賠錢，就撤誰的職”：“由于被執行人是公安機關這一特殊主體，我們不宜也不能采取強制執行手段”

　　但據記者調查，消極對抗并非塘沽公安分局的原意。

　　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一位退休法官告訴記者：獲悉案件受理以后，天津方面曾經組織人員，研討湖南法院在此案中是否存在程序上的錯誤。天津高院的意見是：人家立案沒有問題，該應訴還要應訴。之后，天津亦有人利用赴京開會的機會，游說最高人民法院有關領導出面干預，但最高院行政庭并無任何表示。

　　這位老法官感嘆：“塘沽分局沒有應訴，從那一天起就已經輸了。”

　　事實上，塘沽公安分局在案件開庭之前，已經做出由一名副局長帶隊前往株洲應訴的部署。“幾個人分工明確，轉天都要走了，突然接到市局命令，說不去了”。一位不愿具名的民警透露說。

　　當時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長，正是2007年6月3日，以天津市政協主席之身自殺身亡的宋平順。這名“文革”結束后首個自殺的正部級高官，被查明濫用手中權力，為情婦謀取巨額不正當利益，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

　　面對500多萬的巨額國家賠償，宋平順對案件執行進行了干預。據天津市高級法院的一位法官透露：法院判決后，宋平順召集公檢法負責人指示說，“誰給賠錢，就撤誰的職”。另一個流傳的版本則解釋說：宋平順在天津政法系統經營多年，自視一方權威，如何讓他接受一個外省中級法院的“責令”？

　　“現在看起來，是宋平順在阻撓，但他一個人有這么大的能量嗎？”2007年8月11日，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主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應松年，在圍繞此案召開的專家研討會上說。

　　《行政訴訟法》規定，對拒不履行判決的行政機關，一審法院可以采取銀行劃撥、罰款、司法建議直至追究刑事責任4項措施。可是“法律并未規定，如果沒有采取應有的措施去執行，法院應該承擔什么責任？”應松年說。

　　這番話針對的，是株洲中院在之前的執行過程中表現得不夠強硬。這家法院在2004年6月遞交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報告中說：此案執行，希望渺茫，無從下手。“由于被執行人是公安機關這一特殊主體，我們不宜也不能采取法律賦予我們的強制執行手段。”

　　此前，株洲中院曾經兩赴塘沽，均告無功而返。

　　另一個問題，是《國家賠償法》的缺陷。這部法律將國家賠償和錯案追究聯系在一起，這意味著“賠償”就等于“認錯”，“認錯”就要面臨“問責”，實踐中導致司法機關明知是錯案也不愿予以糾正的怪現象。

　　“過去我們有一種觀念，認為某一個國家機關或者某一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做了錯事，怎么能讓全體納稅人掏錢埋單？如果對責任主體不予追究，老百姓甚至感覺不夠解恨。因此立法者將‘救濟’和‘監督’結合在一起。”2007年9月13日，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向記者回憶了這部法律的起草過程。

　　“現在看來，我們對國家賠償的理解并不準確，這幾年引發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這對受害人來說，是極不公平的。”姜明安說。

　　目前《國家賠償法》的修改，已經列入2008年人大的立法規劃。學界流行的觀點是：將錯案追究抽離國家賠償，同時各級政府設立專項賬戶，由財政直接支付國家賠償。

　　倘若這些制度上的問題都已經彌補，黃友元的利益就能夠得到不折不扣的實現么？沒有人敢給出肯定的答復。而且，她恐怕也等不到這一天。

　　她已經年逾花甲，最近常常感到胸悶。為了掩飾衰老，她故意打上厚厚的粉底，卻無法遮蔽手背上日益增加的老年斑。

　　然而對黃友元來說，專家的意見是一種莫大的安慰。她聽不懂夾雜法學術語的意見，卻對專家的姓名倒背如流，朋友聚會時她總是炫耀般展示他們的名片。

　　在黃友元隨身攜帶的挎包中，還有她視為尚方寶劍的三份材料：

　　1997年7月，湖南省高院在對案件進行復查后認為：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恰當。

　　199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函告中央政法委：此案的實質是公安機關越權插手經濟糾紛，原審法院判決并無不妥，“希望在貴委的統一協調下，使本案判決能夠盡快得到順利執行”。

　　幾個月后，中央政法委發函，請天津市政法委“督促公安機關認真做好此案判決的執行工作”。

　　事實上，措辭更加嚴厲的表態，還能找到很多。

　　1999年5月，最高院黨組在一份有關“執行難”的報告中說：不執行生效法律文書，是對國家法治的挑戰，是對司法權威的藐視，為國法所不容。報告將“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列為解決困難的首要障礙。

　　7月7日，中共中央將這份報告批轉各地區、各部門貫徹執行，要求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高度重視，以切實行動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當年10月，中紀委下發通知，要求對“以言代法，以權壓法，濫用權力，亂批‘條子’，亂打‘招呼’，非法干預、阻礙人民法院依法執行的行為”，開展監督查處工作。

　　最近的一份文件是在2005年。中央政法委下發通知，要求各級黨委政法委開展人民法院執行工作專項檢查，對非法干預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的，選擇典型案例予以通報。

　　前景依舊不明朗

　　法院判決不能作為談判的基礎，這是塘沽公安分局的一貫主張。塘沽分局法制辦主任告訴黃友元，“分局和市局的態度還是和過去一樣”，即：生效判決不一定是正確判決

　　一位朋友很不客氣地告訴黃友元：“打官司和拿錢是兩回事，在拿到錢之前，你那些材料都是廢紙”，“現在是談判階段，講法律沒有用，得有一個有實力、負責任的人給你辦這事”。

　　盡管這話黃友元不愛聽，可她的確找不到朋友所說的這么一個人，她只能依靠自己和律師。于是，2007年8月28日，她又在律師劉文陪同下來到了塘沽公安分局，記者一同前往。

　　接待他們的是塘沽分局法制辦主任吳凱營。

　　“這個問題，上次咱們已經談得很透了”，吳凱營告訴黃友元，“分局和市局的態度還是和過去一樣”，即：生效判決不一定是正確判決，因此要想解決雙方爭議，必須將株洲中院的判決書暫且放在一邊。

　　法院判決不能作為談判的基礎，這是塘沽公安分局的一貫主張。分局在與局長呂長貴那封《申訴信》同時提交的《申訴書》中提到：黃友元一方缺乏和解的誠意，回避客觀事實的存在，一味強調生效判決的執行。將解決問題的矛盾，再次集中到生效判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上。

　　這種態度在律師劉文看來，不僅是缺乏誠意的表現，而且體現出法治觀念的淡薄。“判得對不對，不是我們說了算，也不是公安局說了算”，律師劉文說，“如果你們不認同判決結果，應當通過法律程序，修改這個判決。”

　　吳凱營放緩語氣說：這個案子已經引起了高層的關注，幾位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曾有過批示，正常情況下應該很快就能解決。反過來，“現在拖了這么長時間沒有執行，說明客觀上我們公安局確實是有道理的”。

　　他又轉向黃友元，“現在我跟你講，咱們不是構建和諧社會嗎，和諧社會的基礎是要尊重事實。”

　　這話老太太聽起來不是滋味。“吳主任，你是公務員，我是老百姓，假如我們換個位置，這個‘和諧社會’你同意么？”

　　知情人士后來告訴記者：天津市公安局其實有一個“200萬現金+100萬欠條”的賠償方案，其中現金200萬主要由市局和分局平攤，余下部分再從其他分局籌集。“這個數字，我們自己能出，可以規避審計”，“再以‘困難補助’之類的名義交給黃友元，實際上就是‘私了’。”這位知情人士說。

　　但不知何故，2007年8月28日這次會面中，上述方案并未被提及。

　　走出公安局的大門，黃友元忍不住嘀咕起來：“公安局拿了我幾百萬不還，十幾年來，我沒處說理。如果是我拿了他們幾百萬，還不知道我現在是什么樣子。”

　　到了塘沽區檢察院控告申訴科，工作人員的答復是：檢察院直接辦理的案件，無非瀆職、侵權、貪污、賄賂幾種。“拒不履行法院判決罪”，得由公安機關負責偵查。最重要的是，“公安局局長是我們區委常委、政法委副書記，我們檢察長都沒進常委，管不了他。”

　　天津市政府沒讓黃友元一行進去。門衛一面看報紙一面告訴劉文：“我們機關是對內的，你們要去信訪部門”。“我們不是來反映問題的，我們是來要求政府履行義務的。”劉文掏出判決書。門衛并不通融。

　　“這是人民政府還是機關政府？”律師劉文問，對方頭也不抬。

　　花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打出租車繞了一大圈，黃友元終于找到市監察局接待投訴的部門。

　　“根據《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拒不執行人民法院對行政案件的判決、裁定，要受到警告直至開除的處分……”沒等劉文說完，工作人員就打斷了他：“你還是律師呢。我們監察局是干什么的？對政府任命的工作人員，貪污啊、受賄啊，進行監督檢查。它管你這事么？”

　　“這是法律明確規定授予監察局的權力”，劉文還想申辯。對方連連擺手，“處分條例誰制訂的？人事部門。法院判決不執行，你趕快找人大”。

　　四處碰壁的黃友元回到湖南老家，尋找曾經為她主持正義的法官。株洲中院有人告訴他：這么多年過去了，那位叫“彭秋華”的審判長，在一次車禍中身亡，而那位審判員“郭德仕”，幾年前因癌癥病逝。

　　記者調查得知，今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執行辦召開了由湖南、天津兩地高院參加的會議，最高院還以督辦函的形式對此案進行督辦。但目前此案順利執行的前景并不明朗。(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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