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齊魯晚報》報道，據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介紹，廣東省總工會的初步調查顯示：張茵的玖龍紙業的確存在侵犯職工合法權益、“以罰代管”等管理問題，但還不算是“血汗工廠”，職工對于企業的福利待遇普遍比較滿意。　　

　　這就意味著，玖龍紙業有點問題，但并沒有此前香港大學生組織說的那么嚴重。但問題是，我們現在根本就沒有評價“血汗工廠”的標準，又如何認定一個企業是不是“血汗工廠”呢？

　　“血汗工廠”這個詞我們雖然常講，但究竟怎么定義，卻是個問題。筆者查了字典、詞典，沒找到；在網上搜了半天，也沒有答案。而恩格斯1845年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描寫的“血汗工廠”的悲慘景象，在現代法治社會，幾乎不可能重現了。也就是說，這個門檻太低了，低到絕大多數行為都可以漏網。美國民間在上世紀90年代曾發起“抵制血汗工廠”運動，這個運動是為勞工爭取人道的待遇，如果參照這個運動來比較，門檻又太高了，高到現階段大多數中國企業都摸不到門。

　　因此，中國內地一些企業現在基本處于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壞的階段，你要是往好的地方看，它就是很好，你要是往不好的地方看，它就是很糟。而從玖龍紙業這個活標本中，香港學生看到的，是犧牲弱勢群體的利益換來企業主的財富增長，并存在“工傷及死亡事故頻出”、“工傷事故罰款斂財”等問題；而廣東省總工會在調查時則看到了另一面：員工待遇非常好，每個月補助給工人150塊錢的伙食費，宿舍也很好，超過了廣東省職工宿舍人均不低于2平方米的標準。

　　如果仔細對比香港學生列的“罪狀”和廣東省總工會的調查結果，基本屬于各說各話。對于“血汗工廠”的認定，到底應該集中在漠視了弱勢群體利益，還是提供不了好的待遇上，這個認識上的差別，正是各說各話的根源。

　　我們知道，現在，那種打罵摧殘工人的“典型血汗工廠”已經非常少了，但是，損害勞工利益的“非典型血汗工廠”卻還有。在這個問題上，邊界是模糊的，標準是缺乏的，沒有一個像樣的標準，有關部門就會這邊說企業侵犯了勞工合法權益，那邊說問題不嚴重。但是，沒有“血汗”標準，又能拿什么認定“血汗工廠”呢？（畢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