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工,童工。讀罷四川涼山那些童工的凄慘故事,不禁悲從心來———不僅僅為他們的遭遇而悲痛,更為他們的未來而悲思。這些未滿16周歲的孩子們,在東莞工頭的控制下兩三天才能吃一頓飽飯,這樣的境遇卻讓遠在家鄉的母親欣喜；這些日復一日從事繁重工作的孩子們,在被解救的時候卻久久不愿離去。這樣的情形讓人不解之余卻又無奈:貧窮壓垮了人的脊梁,以至于他們竟能“平靜”地目睹自己的姐妹被強暴,甚至也參與這種強暴；貧窮壓垮了人的脊梁,以至于被人欺凌而不自知,被人解救而不情愿。本應朗朗的乾坤,因“童工門”而蒙上一層陰影。貧窮,是國之殤,我們的社會必將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

　　孫立平先生曾經說要警惕窮苦百姓道德墮落的速度快過社會墮落的速度。今天,眼觀“童工門”里面弱者的表現,他們既無法為自己爭取權利,也不知道如何爭取權利,他們中的一些人非但不為自己爭取權利,還麻木地邀請前去采訪的記者“玩弄”他們的漂亮姐妹。我們能責怪童工群體的愚昧嗎?他們的愚昧從哪里來,他們為什么愚昧?我們能責怪他們的墮落嗎?他們的墮落從哪里來,他們為什么墮落?他們在困苦中掙扎,他們在金錢和權利的雙重貧窮下艱難地生存,這種生存居然還會面臨死亡的威脅。可就是這樣的生存,居然還讓遠在家鄉的母親欣喜。天哪,這樣的悖論實在讓人痛苦:解救童工,本以為是幫他們解脫苦難,可回到家鄉后面臨的赤貧又將把他們逼向何方?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當屈夫子寫下這悲鳴的詩句時,或許沒有想到,兩千年以后的神州大地上,多艱的民生仍然殘留。可是,在貧窮和生存的威脅面前,我實在不知道解救童工會不會又變成一場惡性循環。如果在東莞的血汗工廠里的艱辛居然還不如家鄉赤貧的艱辛的時候,解救童工的功效不得不令人懷疑:如果解救只是把童工送回原籍,繼續過兩三天也吃不上一頓飽飯的生活,那他們難免會因為幾頓飽飯而逃離家鄉,選擇新的“東莞”,或者以違反法律、或者以破壞法律的方式生存。違反法律,是指不滿年齡的非法打工；破壞法律,是指走上盜竊、搶劫等犯罪的不歸路。曾經的少年阿星殺人事件已經給予這個社會某些警示。

　　他們是一群理應在課堂里讀書的學生,他們本應在父母的呵護下健康快樂地成長,他們理應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種公共服務……然而,現實是殘酷的,貧困正以一種令外界無法想象的力量摧毀著他們的尊嚴與希望。如果不建立一種讓童工群體得以保障的生活以及學習機制,如果不引領他們走過心理的困惑期、無助期,如果不重新讓他們樹立基本的道德邏輯體系,童工群體的故事將不僅不會滅絕,還會在各種各樣的工廠和角落持續上演。

　　為公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品是政府的基本義務,這種公共服務品不僅是面向城市居民的,也應該惠及貧窮農村的各個角落。對于一個兩三天吃上一頓飽飯就覺得幸福的地方,地方財政嚴重匱乏,那么,由中央財政提供切實有效的扶貧措施就不可或缺。而對于一些使用過童工群體的發達地區來說,更不能僅僅把童工群體送回原籍就草草了事,他們畢竟用廉價的勞動力為這里創造過財富,他們的苦難并不是他們家鄉一地的事宜。

　　“童工門”是一個震撼人心的門,門前流著一條叫做貧窮的寬寬的河。趟過這條河,需要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攜起手來,需要從中央到地方各方面落實到位的努力,更需要全社會的關心和扶助。人心需要溫暖,童工群體和所有人一樣,都是這個國土的公民,他們同樣渴望平等、驕傲、自由而富足地在國土上行走呼吸。這是一條貧窮的寬寬的河,更是一條考驗人心、考驗制度的河。(周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