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五一”國際勞動節，6000名勞動者的智慧和汗水有了收獲，橫跨杭州灣、連接浙江省嘉興與寧波的世界最長跨海大橋試運營通車。

　　“杭州灣與亞馬孫河口、恒河河口并稱世界著名強潮海灣，在此海域架設世界最長大橋，沒有成熟的先例可供借鑒，靠的是全體建設者的創新精神！”寧波市常務副市長、杭州灣跨海大橋工程指揮部總指揮王勇說。

　　這個由我國自行投資、自行設計、自行管理、自行建造的特大型國家基礎建設項目的一組組天文數字背后，是一條條艱難的創新之路。

　　投融資體制創新--民營資本首度進入“國字號”工程

　　杭州灣跨海大橋建設投資概算幾經調整，最后定格在118億元。那么，這筆巨額資金從何而來呢？

　　長期以來，我國大型基礎設施“國字號”工程，尤其是大型橋梁、道路等項目，投資主體都是國家或地方財政資金，屬于民間資本的投資禁區。

　　幾年前，寧波市提出創新投融資體制，大橋建設，市財政不出一分錢。“當時，大橋建設指揮部認真研究了國家投融資政策，得出結論，非禁即入。也就是說，凡國家法律沒有明文禁入的領域，都可以向民間資本敞開大門。”大橋工程指揮部副總指揮金建明說。

　　根據商業法則，118億元資金需要個人或企業出資成立獨立的大橋投資公司，不足部分由投資公司向銀行貸款。按這一設計，總投資中銀行貸款占65%，項目資本金占35%。在項目資本金中，建設方寧波與嘉興按9∶1的比例出資，共同組建杭州灣跨海大橋發展有限公司。

　　隨著大橋正式動工，投資賬單謎底揭開。嘉興投資方是一家國有企業；寧波方投資中，45%來自于國有的寧波交通投資公司，其余為雅戈爾集團、寧波方太廚具有限公司等地方民間資本。在杭州灣跨海大橋發展有限公司成立之初，民營資本所占比例超過一半。

　　在實施過程中，一場民營資本進退的插曲出現。首先是持股45%的雅戈爾集團低調出讓了40.5%的股份，分別轉給宋城集團等4家民營企業。隨后，宋城集團由于有其他建設項目而退出，中國鋼鐵集團“接盤”頂替宋城集團投資大橋。

　　“民營投資方雖幾易其手，目前仍約占30%，民營企業投資方達17家，在‘國字號’工程投資中，民資占如此大的比例在全國仍是首例。”王勇說，“大橋建設為民營資本投資國家級特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機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科技創新——9大自主核心技術，諸多“中國創造”躍然海上

　　杭州灣跨海大橋需混凝土量240多萬立方米，相當于再造8個國家大劇院；用鋼量需80萬噸，相當于再造7個“鳥巢”。由混凝土與鋼材為主體的大橋箱梁，長度分別為50米與70米，其中50米的梁一根重達1430噸，曾有“世界第一重”之稱，更不用說70米的梁，而這樣的梁需要架設數百根。

　　在廣闊的杭州灣運輸架設如此龐然大物，沒有先例與經驗，沒有技術規范與質量標準，沒有大型運梁施工設備，還要面對風浪干擾、海底淺層沼氣威脅、海水腐蝕影響等世界性難題。當年大橋建設工程技術人員咨詢過美國專家，這位專家扔下一句話：“這些問題我們沒有遇到過，不過，如果把杭州灣跨海大橋交給我們去做，相信會有解決的辦法。”

　　設計與施工完全依賴外國，當然是捷徑，可大橋建設指揮部慎重考慮后，選擇了另一條路：自主創新，靠中國智慧，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中國的跨海大橋要打出中國品牌，只有自主建設、自主創新，才能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形成自主技術體系。

　　于是，一個個“中國創造”躍然海上：

　　為了“世界第一架”，浙江大學、同濟大學及西南交大數十位專家開展了15個課題的攻關，自主研制出巨型運梁車與架梁機，把“梁上架梁”的施工世界紀錄由900噸提高到1430噸，并研制出可以把3000噸重物提升50多米的運架船。

　　為克服風浪影響，技術人員花了3億元自行研制出可在潮多流速急的海面上施工的一流打樁船。

　　為避開淺層沼氣對施工安全構成威脅，技術人員采用了有控制放氣的鉆孔灌注樁施工，這一工藝在世界同類地理條件中尚屬首創。

　　為防止橋墩不被海水侵蝕，科技人員攻克混凝土耐海水侵蝕技術難關，填補了世界建橋史上的空白。

　　大橋建設者們獲得了250多項技術革新，取得了以9大核心技術為代表的自主創新成果，有6項關鍵技術達到國際領先水平。這些科技創新直接為工程節約資金10億元，為中國橋梁史積累了一筆寶貴的財富。

　　管理創新——36公里長海工地“數據化”一目了然

　　不少參與大橋建設的人記得這樣一件事，在杭州灣南岸大橋箱梁預制場，專家對匯集多項技術創新成果的箱梁進行檢測，最后對工藝與質量都表示滿意，而對梁頂幾個不易覺察的腳印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大橋工程指揮部總工程師呂忠達說：“施工管理十分難，這幾個腳印是誰留下的、干什么留下的，不好查對。大橋提出設計使用壽命100年的建設目標，如果建設中管理不到位，這一設計壽命只是一種奢望。”

　　這個百億元投資的特大工程沒有二期三期。36公里長的海上工地，多時有近20支建設隊伍，建設者多達6000人，管理人員很難盯牢每一個施工者與每一處施工部位。如此龐大的施工現場，單靠人力無法完成施工管理，指揮部決定創出一條信息化、數字化管理之路。

　　“同別的大工程不一樣，我們還創新出數據化管理。”大橋指揮部信息處處長李斌說。指揮部把大橋部位資料“切成”兩萬多片裝進電腦，每個箱梁與橋墩都有編號，只要打開電腦，找到要查看的部位輸入編號，這個部位誰設計、誰建造、誰安裝等相關資料就一目了然。

　　數據化管理需要網絡，從陸路鋪設光纜到海上，投入巨大，而且大橋建成后網絡即行廢除，導致資源浪費。指揮部又發明出“用戶換網絡”的辦法，把工程需要的12項網絡通訊信息服務打包，向服務商招標，最后中國聯通中標，為大橋免費建網絡、投設備，而其得到的是數千個手機與固定電話用戶。

　　“用戶換網絡”的首創，吸引了國內眾多大工程的眼光，港珠澳大橋等工程還專門派人來考察學習，準備把這一建立管理網絡的辦法“移植”過去。指揮部副總工程師林國雄說：“杭州灣大橋為我國大型基礎設施工程管理提供一個全新的樣本。”(記者 李亞彪、方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