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聲明》將中日關系明確定位為“戰略互惠關系”，這是兩國關系思維上的突破，影響深遠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30周年，也是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5月6日至10日，國家主席胡錦濤應邀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受到日本朝野的熱情接待。此次“暖春之旅”，被各方面解讀為期待中日關系“永遠是春天”。

　　胡錦濤主席此次訪日，是繼江澤民主席1998年訪問日本10年后，中國國家元首首次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兩個地區大國和鄰國的首腦續友誼、談合作、話未來，為中日關系交流史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在中日雙方簽署的第四份共同文件《聯合聲明》中明確提出，“兩國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得到包括日本媒體在內的國際輿論的正面評價。

　　確立“戰略互惠關系”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的中國人民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黃大慧等專家表示，胡錦濤主席訪日及中日簽署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系聲明，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將鞏固兩國關系回暖的趨勢，開啟兩國關系的新時代。

　　從“破冰”到“融冰”，到“迎春之旅”，再到此次的“暖春之旅”，受訪的多位專家的共同感受是，形容詞的“升溫”反映了中日關系熱度的持續遞增，表明兩國對中日關系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的共同意愿。

　　而伴隨雙方關系一路走向恢復并有所發展的，是中日對于發展關系的冷靜思考和更清晰的定位。黃大慧說，與10年前相比，中國和日本各自正經歷著深刻而復雜的變化，所處的地區和世界環境，也都發生了很大改變。表現為中國日益成為一個經濟大國，經濟上與包括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平等對話；而且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負責任的國際形象更為突出。而日本一直為成為“普通國家”而努力，謀求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其謀求發揮政治大國作用需要得到包括中國在內國家的支持。多年來日中所謂的“強弱”關系，正被“強強”關系取代，這是客觀現實。日本國內學界也有類似看法。

　　與此同時，困擾兩國政治關系和影響國民感情多年的歷史認識問題，自安倍首相訪華后，重要性退居次要。另外一個傳統上橫亙在兩國之間的臺灣問題，同樣由于臺灣自身政治生態的變化變得不再突出和緊迫。而在亞洲，中日都是東亞一體化重要的推進力量，地區的繁榮、穩定、和諧發展需要雙方共同努力。在世界范圍內，中日同樣都負有一定的責任，也有一定的能力做出自身的貢獻，比如在氣候、能源、環保、防范金融風險等方面。

　　因此，對于中日兩國，重要的不是糾纏于過去，而是要著眼未來，放眼世界，共同發展。受訪的專家特別指出，《聯合聲明》將中日關系明確定位為“戰略互惠關系”，“戰略”二字不同尋常。我們知道，日美同盟是日本對外政策的基軸，在此條件下中日從戰略上考慮雙邊關系，可以說是十分重要的思維上的突破，影響深遠。

　　正如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邱國洪所說，兩國關系首次被定位為戰略關系，這在中日關系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建立戰略性雙邊關系，對兩國來說并非易事。但實踐證明，將雙邊關系提升到戰略層面，更容易超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的差異，在政治理念、外交政策等諸多方面找到更多的利益契合點，不僅對雙邊關系的穩定發展有利，也對世界和地區的和平與發展有利。

　　增進互信與共識

　　5月7日，胡錦濤主席與福田首相舉行正式會談。雙方一致認為，中日兩國作為近鄰，作為亞洲和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國家，只能走和平、友好、合作之路。中日關系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面臨進一步發展的新機遇，雙方應共同努力開創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全面發展新局面。會談后，兩國領導人共同簽署了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

　　這是繼1972年、1978年和1998年后中日雙方同意發表的第四個政治文件，是訪問取得的一個重大成果。在受訪專家眼中，這個文件集中體現了中日關系的新發展，凝聚了雙方的新共識，在繼承迄今三個政治文件原則的基礎上，確定了兩國關系長遠發展的指導原則。隨后發表的中日兩國政府關于加強交流與合作的聯合新聞公報，公布了為落實聯合聲明雙方達成的70條共識。

　　中日雙方互為重要貿易伙伴，雙邊貿易在兩國經濟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07年雙邊貿易額2360億美元，中國是日本最大貿易伙伴，日本則是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日本對華實際投資金額累計達607億美元，是中國第二大外資來源地。

　　黃大慧對本刊記者說，在強調互利合作方面，雙方意見是一致的，因此即便是在“政冷”甚至“政僵”的時候，中日經濟關系仍然保持了發展。現在則到了擴大合作領域、提高合作層次的階段。

　　中日兩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各自的優勢，可以實現互補。從中國國內來看，節能減排、建設新農村、發展信息技術產業等都是當務之急，在這些方面，日本有值得借鑒的經驗。從日本國內看，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糧食自給不足、產業轉型升級困難等問題，如果離開中國的巨大市場和人力資源，這些問題難以解決。

　　另一方面，中日之間在資源獲取、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競爭和摩擦有所增加，雙方區域合作政策差異制約了雙邊和東亞地區合作進程。對此，處理分歧和實現合作最好的方法就是溝通和交流。去年底啟動的中日高層經濟對話機制，為兩國以對話解決分歧和共同規劃未來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平臺。

　　而面對世界形勢發生的新變化，如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動蕩以及世界范圍內的能源和農產品價格高漲等，這是新形勢下中日兩國必須共同戰勝的挑戰，也是實現“戰略互惠”的著眼點之一。

　　中日兩國與東亞各國的經貿關系密切。中日能否積極協調步伐，共同合作，是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能否成功的關鍵。亞洲經濟的興衰也直接關系到中日經濟的發展。因此，兩國應攜手為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做出更多努力。

　　培育兩國民間的友好感情

　　胡錦濤主席6日下午抵達日本后，第一場活動就是在下榻的飯店先后會見了多批日本友人。特別是會見當年曾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積極努力的西園寺公一等多位日本友人的后代。8日下午胡錦濤在早稻田大學發表重要演講，接著參加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日方開幕式，將中日青少年交流活動推向新的高潮。

　　此外，胡錦濤主席還在東京日本皇宮會見了日本天皇明仁；并會見了日本各主要政黨的負責人；出席了日本主要經濟團體舉行的午餐會，并發表題為《共享機遇，共同發展》的重要講話。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特約研究員王泰平告訴《瞭望》新聞周刊，國家間的交往強調“互利互惠”、“共同利益”，并不意味可以忽視民間友好工作，反而應更加重視。中日民間友好交流根深葉茂，是中日關系的一大特點。進一步擴大民間交往，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培育兩國人民的親近感，對中日關系長期、健康、穩定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尤其是現在，相互間國民心理上都存在著某些缺失，相互了解不夠，相互信任不夠，甚至有許多誤解和偏見，大力加強人文交流，改善和增進國民感情是當務之急。”王泰平說。

　　黃大慧也持類似看法，他認為，中日國民的情緒經常會受到一些偶然性事件的刺激，比如東海油氣問題、“毒餃子”事件、在所謂“西藏問題”上的分歧等，都表明雙方的互信度不夠，因此很容易產生猜疑。那么，只有多交流，相互了解，也相互理解。

　　中日友好是兩國之福

　　中國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員金熙德認為，中日戰略關系有這樣一個結要破解：一方面，日本之所以遲遲不能擺脫“美主日從”框架，就是因為未能實現對華戰略和解；反過來，日本之所以遲遲不能建立日中戰略信任，就是因為在日美同盟問題上未能讓中國安心。對日本而言，如何為21世紀的對美、對亞洲外交定位，特別是如何為對美、對華外交定位，將是其必須做出回答的問題。

　　在中日美三角關系上，黃大慧認為要有一個清醒和全面的認識。日美同盟確有防范和牽制中國的一面，但不完全如此。日美同盟是冷戰的產物，當時主要針對蘇聯。冷戰結束后經過幾年“漂流期”，日美同盟加強了，不僅是防衛周邊，而且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一部分。日本借伊拉克戰爭實現海外派兵就是一例，這和中國基本沒有關系。

　　而且，日美之間的這種關系對日本其實也是一種牽制，比如美國在抑制日本“核武器沖動”方面的表現。另外，日本作為身處東方的“西方國家”，其融入亞洲的壓力增大，和中國的依存度也在增大，這都是它不得不考慮的。這是它戰略上的一個困境，而且回旋空間狹小。

　　受訪的專家指出，不久前日本的一則民調顯示，51%的被調查者認為應“對華強硬”。由此看來，日本要接受亞洲地區由日本一強走向中日兩強，可能還需要時間。王泰平認為，重要的是日本能夠丟掉冷戰思維，調整一下“中國發展了，日本就會變弱”的零和心態，樹立新的安全觀，從積極方面看待中國的崛起。

　　黃大慧則指出，經驗表明，日本國內政治氣候的變化，也會對中日關系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福田內閣的走向值得關注。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劉江永對此的看法是，福田所在的自民黨仍保持眾議院2/3以上的議席，所以目前盡管民調反映日本政局處于不太穩定的動蕩時期，但不至于馬上出現問題。

　　不管怎樣，“中日友好是兩國人民之福，中日交惡是兩國人民之禍”，這是歷史經驗，也是兩國政治家和民眾都應當牢牢銘記的。(劉延棠）